1937年6月11日，苏联的新闻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消息:它宣布根据内政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八个红军高级将领已经被逮捕并受军事审判，他们中包括前人民国防委员会副人民委员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审判的过程本身并没有产生什么非常使人惊讶的事情。

于是当他们假定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党们已经招供他们曾组织了一种地下的反对运动、他们曾和一个仇视苏联国家的军事最高司令部进行接触，并且投送关于红军的情报时，什么人也不惊讶。这些被告者的被判刑和他们的立即处决也不是什么出人意料的。

这次审判是在国防人民委员乌耳里奇主持下进行的，由检察长维辛斯基担任公诉人，然而这次审判竟然秘密举行，却引起了很多的议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对那导致图哈切夫斯基被判刑的事件有任何所知，并且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后来所揭露的德国特工组织在这案件中曾经起过决定性作用的说法。

海德里希在1935年开始建立他的反对苏联的秘密组织。在最初，他只有为此目的的拨给他的少数款项，只好安于接受从苏联以外、特别是住在德国的俄国逃亡者所得到的第二手情报。在德国的俄国逃亡者们是和巴黎的逃亡者社会有密切接触的，巴黎的和贝尔格莱德的这种社会在欧洲占最重要地位。于是海德里希得以通过他自己的特工人员和巴黎俄国逃亡者的中央委员会进行接触。他的代表在巴黎和前白俄将军史科布林进行接触，这位将军的妻子就是著名的宫廷歌剧家捷兹达·普莱维茨卡娅。这对夫妻在巴黎的逃亡者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然而有一些暧昧的地位，巴黎的逃亡者认为他们不是完全可靠的人。

海德里希的特工人员发现史科布林和莫斯科的最高阶层中有些人维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这一件事本身就非常令人惊讶，因为从来没有别的逃亡者特工组织能够渗入苏联最高级阶层中去的。这个特工人员在和史科布林打交道的过程中，发现这位将军和他的臭名远扬的同胞埃夫诺·阿瑟夫——他一次把革命者们出卖给沙皇的警察，下一次把沙皇的警察出卖给革命者——一样，也在为两面工作，又为苏联工作，又作反苏联的工作。

海德里希认为不能因史科布林的两面出卖活动就不使用他，而史科布林那一方面则完全准备以一定代价把德国特工组织添进他的主顾名单上。海德里希在1936年底时从史科布林那里接到情报，说图哈切夫斯基正在计划着靠红军的帮助夺取政权、并去掉斯大林和整个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个情报是否属实，已成为永不可解的谜了，因为向维辛斯基提供图哈切夫斯基有罪的苏联国家保安总部领导人叶绍夫本人在不久以后也被处死了。在提起公诉的证人之中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是仍然活着的。一个有重要性的问题是：拿出来证明图哈切夫斯基正在进行反斯大林阴谋的证据是不是和证明他和一个外国有卖国联系的证据一样，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伪造的。

海德里希想到那个最终将使图哈切夫斯基倒台的巨大可怕的阴谋的念头，大概是在1936年圣诞节前几天与希特勒和希姆莱所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海德里希第一次告诉他的上级们关于图哈切夫斯基想要夺取政权的显然意图。希特勒和海德里希想必都充分认识到苏联体系内的分裂可以给德国一个对苏联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有两条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德国可以或者支持图哈切夫斯基，靠这样做来帮他清算布尔什维克主义；德国也可以把图哈切夫斯基出卖给斯大林，靠这样做而大大削弱苏联的军事力量。每一条路的可能好处都同样的巨大。但在另一方面，使图哈切夫斯基倒台比支持他进行那企图推翻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更危险的企图显然要容易些；然而，德国参加毁灭图哈切夫斯基并从而使红军受严重损伤这件事，又将整个扭转到那时止一直在执行着的德国和苏联武装部队之间的合作政策。

俄国与德国的军事合作是在1926年加强的，在那时德国军队（当时只有十万人）的参谋总长冯·塞克特上将争取到俄国人的技术援助。冯·塞克特的两个继任者，赫格将军和冯·哈迈尔斯坦·埃克尔德将军，都在德国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下继续遵循这同一政策。在这种合作后面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概念。那些将军们主要是要继续获得军事援助，特别是要对于军官们提供有关装甲战车、飞机和其它凡尔赛条约不允许德国国防军有的武器的训练机会，这些将军们准备把德国军官团的经验和他们对军事领导基本原则的知识提供给红军使用作为回报。在另一方面，俄国人也许很可能把这件事看成未来政治接近的出发点，但是后来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当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后，局势立刻变了。毫无疑问，他从一开始起就把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你死我活的最终斗争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种政治看法往长远看就排除了两国武装部队进行军事合作可能性。但是，为什么希特勒不愿意依靠支持（积极或不积极地）那据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正在准备着的政变、从而粉碎或者至少严重打击“世界公敌布尔什维克”，却不那么容易了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肯定是海德里希的干预。海德里希深信那种倾向于德－俄联盟的传统倾向仍然在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内存在，而他把这个因素的政治意义和任何继续进行这种军事联系的可能结果都太高估了，以至于他把这种联合的整体看成是一个很真实而迫切的危险。

要想破坏两个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的办法是这种关系事实上是间谍和卖国活动。这种把戏在哪一面——在德国或在俄国，以德国将军或俄国将军为被告者——都可以上演。这可以由哪样做更有利更方便来决定。

但是总的来说，他看还是选莫斯科为舞台、选图哈切夫斯基为牺牲者好一些，而在德国上演这样一种案件也许就要困难得多。并且，在莫斯科上演这个案件从而打击德国国防军的伙伴，这样就有可能对德国国防军的领袖们给一个间接打击，在海德里希看来，后者即使是一个副产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自从他被海军丢人地开除出来以后，他一向对于三军的首长怀有切骨的仇恨，从来不放过一个对他们进行一种足以伤害他们的打击的机会，图哈切夫斯基事件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经过很多最机密的讨论以后，他总算把希姆莱和希特勒说得接受了他的看法。在苏联的内争中，德国应该站在斯大林的一边，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应该被揭露为叛国者，从而使红军愤慨并失去它的最能干的军官。所要做的只是把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司令部的叛逆来往的证据提供给斯大林，至于为了使这副图画完善而需要的图哈切夫斯基图谋进行政变的证据，那可以很放心地交给史科布林将军去“发现”。

全部的活动是极其机密地准备的。它从1936年进行到1937年。海德里希只对直接在他底下的领袖们作了指示，而对他们所作的指示也只限于使他们进行工作所必需的最低限度。除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本人以外，那唯一被允许参与全部机密的人是贝伦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伦斯担任德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党卫军和警察的领袖，后来在1946年时，贝伦斯被引渡给铁托，因为战争罪行被处死。

最初海德里希企图拉他的大敌——军事谍报组织的领导卡纳利斯海军上将参与这个阴谋。他要求卡纳利斯把他所有的任何有关德军最高司令部和俄国人就军事合作问题所交换的文件、特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苏联高级军官的原信交给自己。但是卡纳利斯是太了解海德里希的为人了，他立即疑心有什么可怕的阴谋，于是他找了一个托辞拒绝了。虽然没有卡纳利斯的帮助，海德里希——或者还不如说是贝伦斯——还是成功地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这件事是怎么做到的，人们不太清楚，但是至少有一次人们知道贝伦斯曾经偷进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档案室去偷材料。

贝伦斯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样本，就在1937年4月开始在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一个孤立的地窖中准备起必要的伪造文件来。他为了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技术用具一应俱全的实验室，并且由他自己亲自负责保密措施。这实验室与大楼内的其它部分完全隔离，只有那些直接参加那里工作的人才允许进去，并且还设有一个特别选定的警卫。海德里希还得到两个苏联国家保安总部特工人员为他服务，这两个人是在若干日以前被捕、由他“邀请”来帮自己忙的，而第三个俄国特工人员——他是自动为德国盖世太保服务的——则被使用来帮助准备那些伪造的证件。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同事们和德国高级将领之间所来往的信件（时间约包括十二个月左右），是在艾伯特亲王大街的盖世太保总部地窖内所伪造的，这些信件暗示图哈切夫斯基图谋反斯大林的暴乱计划已经获得德国国防军的支持诺言。这些文件准备得很快，在几天之中，希姆莱在五月初时就已经能把案卷交到希特勒的手中了。除了那些信件以外，案卷中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文件，包括俄国将军们所开出的相当大数目款项的收据，把这些钱说成是他们因为提供情报而从德国特工组织得到的报酬。

那些所谓的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同事们的信件全都有逼真的标志，在它们边缘的缩写签名（是表示它们曾经被冯·塞克特、哈迈尔斯坦、卡纳利斯和许多其他的将军看过读过的），都是完全真实地仿造的，而德国将军写给俄国阴谋分子的复写抄本也被包括在档案之内。最后，海德里希为了把卡纳利斯牵连进这个阴谋，还在里面包括了一封伪造的信件，在信中卡纳利斯对图哈切夫斯基和一、两个其他的将军表示感谢他们所提供的关于红军的情报。希特勒对于准备材料的方法表示十分赞赏，并且同意把这些材料设法送进俄国特工组织的手中。

原来的计划是通过捷克的参谋本部——人们知道它和俄国人有密切联系——把这些伪造的文件传递过去。原来已经通过一个特工人员建立好了联系，贝伦斯用了一个化名到捷克斯洛伐克去作必要的准备。但是捷克人拒绝说出这些文件将从什么途径送到斯大林那里，所以看来他们会不会在中途落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朋友手中并没有保证。海德里希认为这种做法太危险而舍弃了它，他宁愿直接去和驻柏林的苏联大使馆进行接触。他和一个盖世太保所知道的实际是俄国特工组织人员的大使馆职员进行了接触，并且完全公开地把情报告诉了他。那个俄国人立刻飞回了莫斯科，很快又回到柏林，陪他同来的还有一个俄国国家保安总部领导人叶绍夫的特别代表，那人宣称他得到斯大林的亲自授权来商谈购买这些文件的事宜。

显然海德里希从来没有想到和苏联当局进行官方的交往，他更没有想到他可以把自己伪造的文件卖给他们，但是他非常敏捷地修改了自己的战术，要求三百万卢布的款项，当天晚间他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希特勒，并且得到了希特勒对这件交易的批准。第二天贝伦斯就把档案交给了苏联的代表，他收到一个内装价值三百万卢布的钞票的大包裹作为交换。

海德里希把这些钞票交给他的特工组织的俄国部使用。但是在俄国使用这种钞票的三个德国特工人员凑巧全都立刻被苏联国家保安总部逮捕了。我们只有假定俄国人付款是用伪造的钞票，或者是用真正的钞票，但是在上面用某种方式作了标志，所以使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辨认出来，于是德国特工组织就立即停止对自己的人员再发这种钞票。俄国人竟然以伪造的钱币来换取文件，这件事情在后来若干年中都使海德里希想起来就暴跳如雷。

海德里希的机构准、稳、狠地进行着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同事很快就被逮捕，对他们的控告案件在6月10日早晨10点开始。到了当天晚间九点钟，一切全都结束了。诉讼手续是以伏罗希洛夫所作的一篇关于军事叛国罪的演说开始，后来就是对被告们的盘诘。根据苏联方面的报道，那些被告被指责他们有罪的如山铁证所压倒，并且面对着他们自己亲笔写给德国最高司令部的信件都供认不讳。维辛斯基的总结演说不过讲了二十分钟时间。他要求从红军内部开除这些被告，并且要求对他们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在几分钟内就宣布了被告有罪和定了死刑。被告们的军事奖章和勋章立即被撕掉，在十二小时内他们被处死刑。死刑执行队是由布留赫尔元帅亲自统率的，几年以后这位元帅自己也成为苏联法律的牺牲者。那次审问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军事法庭的一切成员（除了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两位元帅以外），都或早或晚地自己也送了命。

海德里希想到自己的伪造文件在使得俄国的元帅被判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很觉自豪。直到他死的时候，他一直深信他所作的事的价值。

但是贝伦斯将军却不像他这样。当俄国军队在1945年像巨浪一样一天比一天近地冲近贝尔格莱德的时候，他对我讲出他心中的不安。德国正在俄国人手中遭受到的决定性失败，使他怀疑当年如果支持图哈切夫斯基推翻斯大林的计划是不是要更好一些。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倒台不过是把俄国军队的建成耽搁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却仍然没有被触动，斯大林的精力和组织才能，很快就补偿了苏联军队同图哈切夫斯基事件所受到的小挫折。贝伦斯觉得一个活着的图哈切夫斯基对于德国比十个弗拉索夫更有价值，从而使得德国无从对这种计划积极支援，德国也应该竭力救这位元帅的命，把他救出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