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举行“公民投票”，表决其“独立’意愿，从而最终脱离中国并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认，已经40余年。然而，应该如何看待外蒙“独立”?其“独立”是否真正的民族自决?沙俄，特别是苏联在外蒙“独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术界，均还有待于进行认真的与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讨论。

    关于沙俄对外蒙1911—1912年的“独立”和1913—1919年的“自治”起了什么作用，近十多年来，在国内有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有关沙俄侵华史著作中，都有所记述，并且还有不少专文论述这方面的问题[1]。这些研究，共同说明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民国初年外蒙的所谓“独立”和“自治”，是沙俄对中国侵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哲布尊丹巴活佛政府，亦是沙俄一手扶持的傀儡政府。这是很明确的，本文就不必赘述了。也正因为这一点，当1917年俄国革命推翻了沙俄和俄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后，以活佛为首的一小撮闹“独立”的外蒙王公贵族(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直到1911年11月为止，外蒙上层人士中主张独立的除活佛外，也只有杭达多尔济、车林齐密特和海山三人，  “而几乎没有追随者”[2])，就失去了“独立”或“自治”的靠山。许多王公贵族纷纷要求取消“自治”，尤其是新任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率军进入外蒙后(1919年6月底)，渴望取消“自治”，结束分裂状态，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到1919年11月17日，活佛就正式向中国大总统呈请取消外蒙“自治”。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表示接受活佛的呈文。至此，外蒙重新回归中国的管辖之下。

    但是，沙俄导演的这场丑剧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开了外蒙脱离中国之恶劣先例。此后，一小撮外蒙上层分子分裂祖国、制造“独立”的贼心不死，一遇风浪，就蠢蠢欲动，蒙古社会中一股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思潮(依赖国际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势力分裂祖国)也孕育而生，传染了少部分蒙古青年的思想，以至走上参与国家和民族分裂的错误道路(当然，这种“独立”思想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与中国近代民族解放思潮以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都是有关系的)。但是，由于这种分裂倾向，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均不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也不是中国大部分蒙古族人民的要求。因此，其“独立”如果没有外力的支持和干预，是肯定成不了气候的！而这个外力，就是来自苏联。

    (一)  恩琴白匪逃窜外蒙，导致外蒙第二次“独立”，而苏俄出兵干预，则造成既成事实的“独立”初步得以稳固。

    实际上，苏俄政府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支持外蒙“独立”的方针。1919年8月30日，即在外蒙行将正式取消“自治”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却发表了《告蒙古人民书》，其中写道：“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蒙古的全部行政权和司法权均应属于蒙古人民，任何外国人均无权干涉蒙古内政……作为独立国家的蒙古不受北京或彼得堡的任何约束”[3]。

    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外蒙问题毕竟属于中国内政，苏维埃政府要考虑同东方最大邻国的关系以及苏俄国内的情况，对外蒙的实际政策还是比较慎重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直接干预。因而，从1920年2月起就已呆在苏联求援的乔巴山、苏赫巴托尔(后者去苏时间稍晚一点)等外蒙人民革命党的早期领导人，由于长时间得不到莫斯科的具体答复，而心急如焚、“度日如年”[4]。

    可是1920年秋以后，有关外蒙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方面是1920年7月，中国北京的安福系政府被吴佩孚推翻，因而曾经主持过取消外蒙‘自治”的安福系将领徐树铮被通缉，致使外蒙少数分裂分子又起脱离中国之心，另一方面是红军在苏俄远东地区的胜利已成定局，而谢苗诺夫白匪的一支残余部队，由恩琴男爵率领于9月窜入外蒙并向库伦发起进攻。

    面临这种危急的局势，当时被临时任命为库伦城防正副司令的褚其祥和高在田，率领中国驻军，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奋力抵御白匪的进攻。同时，北京政府又新派了陈毅担任库乌科唐镇抚使，统管外蒙事务，并商得张作霖同意，派遣了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所属中央陆军第十六师一部(由袁天明率领)，前往援助。这样，很快就击溃了恩琴白匪的进攻。

    但是，由于褚其祥和高在田互相争功，内讧失和，加上陈毅“在政策措施上又与褚、高发生矛盾”[5]，从而坐失良机，没有乘胜肃清恩琴白匪，致使恩琴白匪赢得喘息之机。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又卷土重来，劫走哲布尊丹巴活佛并挟以号召蒙民叛乱。最后，终于在1921年2月3日夜攻占了库伦。3月21日，哲布尊丹巴在恩琴的唆使下，宣布外蒙第二次“独立”。

    显然，恩琴的目的不是扶助活佛闹“独立”，而是试图将外蒙变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从而不仅对中国，而且对苏俄也构成了威胁，所以引起了苏维埃政府的关注。当时，苏方曾一再向北京政府表示，希望协同中国军队剿灭白匪，收复库伦，并且事毕退兵[6]，同时还多方协助从库伦等地逃出的中国军民和政府官员取道苏境回国[7]。驻扎在库伦的中国守军和地方行政当局，当时也曾表示愿意同苏方协作[8]。但可惜的是，中国在外蒙的军当局未曾象新疆杨增新处理类似事件那样，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同苏联的关系[9]，特别是北京中央政府的态度更是冷漠和充满敌意，一直对外蒙问题漠然处之。从而，这可以说是导致中国最终失去外蒙领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苏方开始考虑按自己原定的意图去解决外蒙问题。就在恩琴侵占库伦的时候，莫斯科通知苏赫巴托尔等外蒙赴苏代表，要他们在中苏边境附近“与蒙古人民联络，吸收党员及成立武装的游击队”，以迎接苏俄红军进入外蒙，不久又陆续送去了一些武器装备，并为苏赫巴托尔领导的游击队派遣了红军顾问[10]。1921年3月1日，蒙古人民党(后改为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扶助下正式成立,提出要从中国驻军和俄国白匪手中“解放”蒙古[11]。3月13日，又成立了“蒙古人民临时政府”，也就是“在这个政府的请求下”，“红军和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的部队于1921年5月进入蒙古领土’[12]。此后不久，恩琴白匪被歼。7月11日，在库伦又成立了一个所谓“君主立宪政府”，活佛哲布尊丹巴仍被奉为这个政府的首领。

    诚然，在红军占领库伦后，远东共和国驻华代表优林曾多次向哈尔滨中国有关代表江寿祺以及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愿意将外蒙交还中国，希望中国政府派人去接收。中国方面也派了代表李垣到满洲里去接洽有关交还事宜[13]。如果当时北洋政府对苏俄不抱敌视态度，外蒙问题或许当时能得到妥善解决。但事实上当时中苏关系根本不可能朝着这个方向转变，苏方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上述关于希望中国派员接收外蒙的表白，不过是苏方故作的一种外交姿态而已，或者是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未经苏俄中央政府同意的“自作主张”。

    1921年11月5日，就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蒙友好协定》，外蒙被苏俄确认为“独立国家”。而苏联军队似乎是在这个“国家”的请求下，从此长期驻留外蒙的。可为了安抚中国，苏方又向中国方面解释说，  苏军“暂时不离开蒙古是为了肃清白匪帮和维持秩序’并保证尊重中国对外蒙的主权[14]。但是，1923年2月20日，苏联却又与外蒙当局签订了一个密约，更明确地规定了苏联军队可以长期驻留外蒙的条款[15](可见苏联对蒙政策是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从而，外蒙的第二次“独立”，在苏联一手扶持下，在“事实”上得以初步巩固。

    (二)  苏联是1924年成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支柱，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又逐渐成为苏联东方的一个“卫星国”。

    在政治上，一方面是极力按苏维埃国家和政权的模式塑造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于1924年5月20日逝世后，外蒙即宣布为“共和国"。同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大’又正式提出了“以非资本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总方针。而11月召开的第一届大呼拉尔会议(人民制宪会议)，则通过了以苏联宪法为蓝本的“蒙古第一部宪法”[16]。此后，以苏联宪法为准绳修改蒙古宪法，成为不可变更的原则。如1940年6月，乔巴山在有关修改宪法的报告中就说：“我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是以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为指针的。因此，在起草我国的宪法时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只有苏联的宪法”[17]。这种把苏联经验和模式神圣化，还特别表现在将苏联集体化经验，甚至将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办法也运用到外蒙，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然而这样做却加强了外蒙对苏联的政治联系。

    另一方面，苏联在政治上又积极扶助外蒙政权内部的“亲苏派”，打击异己势力。如蒙古人民革命党“三大”就粉碎了以丹尚(政府副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为首的“反革命阴谋”。丹尚本人被处死，罪名之一是反对将有关巩固“苏蒙友谊”的条文加进“三大”决议，反对苏联党对外蒙事务的干预[18]。1928年召开的人民革命党“七大”，则把“对抗共产国际”的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丹巴道尔等人清洗出中央，并强调要服从共产国际领导和以苏联为依靠[19]。从此，外蒙在政治上就紧紧地依附在苏联身上。

    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实际上仍是一种依赖型经济。直到1925年，外蒙的经济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仍十分密切。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仍以中国银两为主，进出口贸易也是以内地商品为主要对象。但是，1924年7月，在苏联以股东身份参与下，创立了蒙古工商银行(相当于“国家”银行)以后，该行依靠苏联的财政援助，开始发行新的货币，并进行“货币改革”，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金融货币体系[20]。与此同时，外蒙同苏联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也在迅速增长。蒙苏贸易所占外蒙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1924至1925年度为21．8％，1927至1928年度增至66．8％，而到1930至1931年度则已达94．9％[21]。这样，外蒙的商品贸易发展到完全依赖苏联的地步。其实，外蒙当局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种依赖的严重程度。但可悲的是，只是到苏德战争爆发后的非常时期，他们才敢打着为苏联对德战争着想的旗号，即以所谓“为减轻苏联负担”作幌子，  去谴责那些“总还主张依赖他人，连极简单的商品也指望从国外大量进口”的人们[22]。

    另外，苏联还派出不少专家帮助外蒙进行各种地质勘探和畜牧业水源调查，并向外蒙一些工矿企业投资，供给外蒙许多蓄牧业机械设备等[23]，以改善其经济状况。在医疗卫生方面，苏联也“给予了难以估价的帮助"[24]。

    在军事上，苏联红军自始至终是外蒙独立的保障。从1921年5月进入外蒙后，苏军一直驻留到1925年。它消灭了残余白匪，并同时挤走了中国驻军，用刺刀建立起一个亲苏政权。1925年，苏联虽然从外蒙撤走了其军队，但这种撤退只是暂时的，苏军仍可以根据1924年中苏协定没有明确废除的苏蒙友好条约和密约，随时回到外蒙。这在1925年初外蒙当局就苏联撤军问题给苏联的照会中，也暗示了这一点：“我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坚信：如果一旦再发生类似1921年所发生的情况，苏联和红军一定会来援助我们的”[25]。而此后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忙于内争和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等原因，中国方面也不可能对外蒙用兵了。

    1934年11月27日，苏蒙订立有关相互进行军事援助的“君子协定”(口头协定)。1936年3月12日，双方又正式订立了包括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行合作的《苏蒙互助议定书》。而到1937年9月，即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苏军就根据上述协定和议定书开入外蒙，又重新对其进行公开的军事“保护”，并于1939年5月至8月，同日军在诺蒙坎展开激战，保护了外蒙免受日军的侵占。

    此外，苏联对外蒙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影响，必然会反映到文化领域中来。其中最为显明的是，外蒙当局声称要在文化上“走巩固对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联系，学习最丰富的俄罗斯文化的道路”，具体就是将蒙古文字改用俄文字母[26]。这种变动对蒙古民族文化影响之深，是不言自明的。

    总之，外蒙在1924—1946年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社会政治经济是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和发展的。但是，也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外蒙逐渐变成了欧文·拉铁摩尔(研究中国边疆史的著名美国学者)所说的苏联的“卫星国”[27]——这是一种介于殖民地或保护国与从属同盟国之间的一种依附国。

    诚然，沙俄和苏联的对蒙政策还是有区别的。即虽然二者均谋求外蒙的‘独立”，甚至后者比前者在这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苏联对外蒙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从国境安全着想去建立一个防止帝国主义侵略的东方屏障或“缓冲国”，而不是象沙俄那样企图将外蒙攫取为殖民地，或将其变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边疆省(但苏联对外蒙也不是完全没有领土要求，只不过是做到了“适可而止”而已。如兼并外蒙境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为苏联一个自治共和国就是例子。而且这种兼并同样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即苏联学者所说的是什么按照当地人民对苏联的“向往”，而“自愿加入苏联”的[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