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百年潮》2006年10期）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 周年，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1975 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种举办过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专题展览。但那时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个展览尽管得到广大十部群众的热烈欢迎，却很快就有人给我们罗织罪名，将我们告到中央，展出没有多久就被迫关闭了。此事虽已过去30 多年，但我想如果能把它整理出来，或许对于人们了解纪念长征的历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那段历史还能有些用。

　　　　　　　　筹办经过

　　1973 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分配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任中共党史部副主任、陈列部主任。1975 年9 月下旬，中共党史部、陈列部的同志看到报刊将要发表纪念中央红军到达陕北40 周年的文章，提出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应举办个长征展览，以兹纪念。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立即找各组同志询问馆藏文物是否能办起这样个展览？大家都说可以。于是我就去找馆领导反映大家意见，正好遇上国家文物事业箫理局局长王冶秋来馆里，我就先向他讲了大家的意见，他表示完全赞同。随后，我们便同到馆长杨振亚的办公室，又向他汇报了此事。杨馆长立即将徐彬如、陈乔、羊谦几位副馆长请来商议，大家均表示赞同。就这样，他们与王冶秋起决定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红军长征胜利展览，并争取尽快展出。由于时间紧迫，又是第次举办这样有关红军长征的专题展览，没有什么现成的路子可寻，我们就按我们所知的中共党史与红军长征历史，很快编制了个八单元二十四组的展览计划，以便大家在挑选文物、编制版而时有所遵循。这八个单元的题目是：( l ) “中国工农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2 )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革命大好形势，红军被迫长征”；（3 ) “党的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4 ) “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己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过彝族区、大渡河、夹金山到达懋功’ ; （6）自“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会师和反对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7）“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产”；（8 ) “红军二大主力会师，长征伟大胜利”。这八个单元当中，“遵义会议”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单元下没有分组。因为“遵义会议”统帅整个展览，放在展览大厅中间正面墙上作突出处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展览的结束和最后高潮，都不需要设组。单元下设组的，般都是为便于分别处理和突出本单元的不同内容，如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红军反‘围剿’斗争”、“九一八后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白区党的危害”、“红军开始长征”、“攻占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与会理会议”、“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陕北红军与直罗镇战役”等。后来，在展览大体上将要搞完时，我们发现各路红军都表现了，而对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却没有表现，有的红军重要将领（如陈毅）也没有表现出来。于是，我们在“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之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前，又加了个“留在南方各省红军游击战争”的单元。这个单元由于展览地段和文物限制也末设组。
    当时革命历史博物馆上下对于举办这个展览热情很高，不到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在博物馆的陈列大厅中搞出了这个展览。1975 年10 月15 日，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向国务院送交有关这个展览的内部审查和内部参观的请示报告，16 日，张春桥即批示：“拟同意。请剑英、小平、文元、先念核批。”叶剑英等4 人很快圈阅表示同意。这样，我们从10 月19 日至26 日便开始请有关部门领导和在京的老红军审查，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稍做修改，即正式向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展出。

　　　　　　热烈反响

　　纪念红军长征展览展出之后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之外。不但到馆参观的人来得踊跃，许多人还被展览感动得流了泪，特别是各有关部门领导和老红军反映更为强烈。当时许多重要代表性人物都到了。光是我们内部简报中提到的和我记得的人物就有：徐向前、谭政、肖华、杨成武、彭绍辉、宋任穷、肖向荣、何长工、陈士榘、刘型、方毅、方强、姬鹏飞、贺诚、姜华、王首道、李一氓、申健、黄镇、江一真、刘瑞龙、罗青长、童小鹏、张南生、谭冠三、李逸民、曾三、欧阳钦、谢振华、肖维国、钱江、萧文玖、吴亮平、成仿吾、叶子龙、康克洁、李珍、陈踪英、陈兰、韩碧、寮先任、王定国、陈昌本、罗卫、程子华、刘放、徐今强、思志坚、傅钟、土宏坤、钟夫翔、曹思明、滕海洁、魏传统、张元培、卢仁灿、吴先恩、肯光义、张贤约、朝宗正、曾传六、沙克、叶青山、陈瑞霆、罗云章、潘众、袁任远、莫文弊、张文舟、王磊、旷伏兆、李开信、向守志、鲁瑞林、巴桑、李宝光、于桑、傅秋涛、唐凯、徐国贤、廖龙云、周平、贺晋年、汪锋、马文瑞、刘景范、郭洪涛、宋善初、马宁、张积慧、李树槐、刘寅、黄树则、冯铱、谢唯进、张钟实、胡乔术、土学文、邓力群、胡绳、熊复、李鑫、土惠德、韩光、林海云、熊天荆、陈慕华等。
    当时，我们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找了份在京老红军名单，给每个人都送去邀请信和请他们来审查的门票。有的家住北京怀柔、密云等比较远的郊区，也都送到。有好多位老红军，进门就拿着手中的门票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知道我的住处的？我以为长征这一章已经揭过去了，没想到国家现在还承认这件事，还想着我们这些人… … ”说着说着就落下泪来。
    空军的刘鹏、罗荣、陆友、林洁等儿位同志在看到朱德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那幅油画时，刘鹏便说：“我早就感到奇怪，什么‘毛主席缔造林彪指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他才是个师长，解放战争时也只是个野战军的司令员，他怎么能指挥全军呢？”林洁说：“这就叫篡改历史。”刘鹏说：“不，这是夺权，要夺权就必然要篡改历史。”他
们还深情地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们通过展览一定要把革命来之不易的精神表现出来。现在有的人不懂得毛主席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要让他们来看看长征中是怎样同王明、张国焘斗的，是怎样过大渡河、雪山和草地的，为了中国革命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
    汪锋在看到朱德与毛泽东井冈山会师的油画时也说：“这才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几年前把毛主席与朱德会师改为毛主席与林彪会师，纯粹是胡闹。”
　　原红六军团的肖维国在看展览的过程中多次流泪。他边看边说：“很多同志都牺牲了，想起这些我就难过。感谢你们把这些珍贵文物收集起来并展出给大家看，这对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对于教育后代都很有意义。”邓子恢的夫人陈兰在看到南方各省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时，也是流着泪向我们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个展览很好，说明革命来之不易，很有教育意义。”
　　原红四方面军的潘焱在参观时向我们说：“我们跟着张国焘过了三次草地，吃尽了苦头。毛主席说得对：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张国焘那时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枪，路线不对，八万人就丢了七万，损失该多大呀！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所有来审查和到馆参观的同志都对我们这个展览给予了十分肯定的评价。谭政说：“各方面都有了，很好。”彭绍辉说：“路线方面的问题都表现了。对我来说，是又作了一次有意义的回忆，又进行了一次长征。”陈士榘说：
　　“展览编排系统，资料比较齐全，给我很多启发，很受教育。”谢振华说：“展览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了长征的历史。”魏传统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个展览。”李一氓也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布置得很好。”
　　有的同志由于对这个展览感兴趣，还看了第二遍、第二遍。姬鹏飞看了第一遍觉得好，没过两天，他又拉着些参加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的同志来看了第二遍。休息时，他们还在起议论有关季振同的问题，说季振同在宁都起义中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他的问题应当重新进行研究。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后他们正式向中央提出应为季振同平反的前声。滕海清第一次看了觉得好，第二天便带着他的孩子来看了第二次。没过两天，他又拉着和他一起长征的同志来看了第三遍。他对我们说：“长征时我们跟着张国焘，吃尽了苦头。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是个幸存者。那时我虽然是个团政委，但对许多大事都不清楚，这次看了你们这个展览才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展览对我的帮助和启发真是太大了。”
　　有的同志在审查和参观中，还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提出积极建议。申健提出：“你们突击搞出这个展览很好，经过大家看后再加以补充和修改，一定可以搞得更好。现在全国各地纪念馆都是综合性的，没有这样的专题展览。你们这个展览以后可以请一些兄弟党来看，有些坚持搞武装斗争的兄弟党，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和我们过去差不多，他们如果能来看这个展览，也定会对他们有所启发的。”谢唯进还建议我们应尽快编辑出版一个小册子给年轻人看，用这些文物来说明过去的历史，很有说服力，肯定会令人信服。

　　　　　　　捐赠文物

　　纪念红军长征展览的热烈反响还表现在捐赠文物上，许多老同志在看过展览之后都主动捐赠出他们珍藏多年的文物。伍云甫的人人熊天荆在看过展览之后，要我馆的同志到她家中，取来了伍云甫的长征日记和在长征途中川过的无线电通讯工具，供我们展览。我记得就是在伍老的这本日记中，记有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传达会议的内容。
　　张南生、童小鹏还亲自将他们的长征日记送来，供我们展览。张南生说：“将日记放在你们这里，比留在我个人手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原红三军团后勤干部谢振华还送来一枚1929 年他在江西兴国刻的图章，说遵义会议时他任“没收委员会”主任，曾用这枚图章盖过许多收条。张云逸夫人韩碧，送来张云逸在长征中用过的左轮手枪。陈兰送来邓子恢任中央苏区财政部长时用过的钱包。朱总司令警卫员罗卫，送来长征中他生病时朱总司令送给他的一枚银元以及后来他当通信员时一位副营长送给他的公文包。
　　有一天，王天来等15 位同志，在一天之内就给我们送来有关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文物112 件，其中特别令人感动的是这样件文物― 老红军周广才在长征途中吃剩下的半条皮带。“文化大革命”前，军事博物馆曾几次向他征集这件文物，他都不肯交给军事博物馆。这次看了我们的长征展览，见到许多有关长征的文物，他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放到我们这里可以教育后代，发挥更大作用，他就主动地将这件文物捐赠给我们。
　　交通部的刘毅还送来两株长征时吃的野菜，并附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两株野菜，是我跟随毛主席长征，在葛曲河畔草原，纪念党的生日14 周年时，散会后同战友采来充饥的。我留了两株将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和我一起采野菜的战友中，有的己为党为人民饿死、冻死、战死在草地雪山，有的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这两株野菜伴随我行军作战40 年，鼓励我艰苦奋斗，转战南北，在困难中不忘长征，在同错误路线斗争中，不忘毛主席在长征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今天是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的日子，我将这两株野菜献给年轻一代。”
　　原红二方面军的袁任远，在看过展览后，让我们的同志到他的家中，将他保存多年的19 件重要军事文献捐赠给我们。他深情地向我馆的同志说：“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有个统计，仅是在请老红军内部审查的8 天当中，就有30 位同志捐赠文物147 件。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请39 位同志鉴定、辨认我馆馆藏照片158 张，请一些同志订正了部分重要史实。这些都是我们办这个展览之初没有想到的收获。

　　　　　　　　　　被人告到中央

　　纪念红军长征展览正式展出之后不久，因发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每天末开馆，门前就集中很多群众等着进馆，看展览中邓小平的照片是否还在。当他们看到照片还在时，彼此示意一下“还在’，就离去了。这对博物馆形成不小的压力。那时我患有比较严重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在展览展出后在家中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我恢复上班第一天，就遇上馆长杨振亚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会上有二种意见：一种是主张继续开放，说只要中央不说话，我们就继续展出；第二种意见是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见好就收，说我们顶不住这股风，还是关掉算了；第三种意见是主张稍作修改，把有邓小平的那张照片撤下来，整个展览仍继续展出。我表示可以考虑第三种意见。这次会议没能统一大家的意见，作出什么决定。直到 1976 年2 月15 日馆里才决定将“左”倾路线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材料和邓小平与聂荣臻、程子华、徐海东合影的那张照片撤下来。但其实这已经晚矣，还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人罗织罪名将我们告到中央。据我们后来了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6 年2 月5 日和6 日，《 中国青年报》和《 少年报》 组织两报全体干部和工人到革命历史博物馆来参观长征展览。2 月7 日，《 中国青年报》丁某就给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各组的谢静宜、王道义等写了封信，说我们的长征展览是：
　　( l ) “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没有强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着重为某些领导同志评功摆好。”在中央苏区处出现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材料；在红军长征巴西会议处，“没有强调毛主席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北上抗日、反对逃跑退却的英明决策，而着重讲叶剑英做了‘特殊贡献”, ；在红军到达陕北时，出现了邓小平与人合影的照片。丁某在信中说：“讲党史不着重讲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而夹杂为某些领导同志评功摆好，这是违背我党章程、违背我党革命传统的。”
　　( 2 ) “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强调毛主席同土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不够… … 把王明的谬论不加批判地摘出像‘语录’样标在图片丛中。”
　　( 3 ）展览前言中的提法与元旦社论中的提法不一致，“还是将‘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平列在起”, “只字末提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没有提“要为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服务”。这样的展览“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不利的”。
　　谢静宜等对丁某信的反应异常迅速。2 月8 日他们就在丁某的信上批示：“提的有理。同意转送中央。”12 日他们便以“团十大筹各组办公室”的名义，将丁某的信连同谢静宜等的批示报送中央。

　　　　　　　　　奉命“暂停”展出

　　丁某的信连同谢静宜等的批示转送中央之后，中央都有哪些人看过，有什么批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3 月3 日国务院即派侯颖和程振声来向我馆领导传达有关丁某信与谢静宜等批示的内容，并仔细察看了我们的展览。
　　侯、程两位同志看过长征展览之后，没有说什么，即同我们研究如何将展览的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3 月5 日，他们写好给中央的报告还送给我馆看，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都认为报告写得好，如实地反映了我们的陈列情况。
　　首先，侯、程的调查报告开始就说明了红军长征展览的筹办经过，说这个展览是1975 年9 月下旬群众自发提出的，经馆党委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同意后举办的；是10 月16 日经张春桥主批“拟同意”，叶剑英、邓小平、姚文元、李先念核批同意之后，才对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工农群众展出的。这既说明了展览筹办的经过，又说明了这个展览是经过包括张春桥、姚文元在内的中央领导批准之后才展出的，这样就堵住了丁某以至“四人帮”的嘴。
　　其次，针对丁某说我们展览中没有突出毛主席的作用、没有突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调查报告详细陈述了我们展览的内容，说：“这个展览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毛主席反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王明机会主义断送了革命大好形势，红军被迫长征；遵义会议结束王明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革命危机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毛主席光辉军事思想指引下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毛主席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战胜了张国焘机会主义路线，团结各路红军，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取得长征伟大胜利。’，报告没有说丁某的信怎么样，但这样介绍我们展览的内容，就等于用事实反驳了丁某对我们的指责。
　　第三，调查报告对丁某指责我们吹捧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也作了回应。报告指出：“在展览中，为了说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同机会主义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展览形式上采取了反正对比、以正压邪的手法，在显著地位突出毛主席的形象、语录、著作、文物和其正面材料，将反面材料摆在下面，以黑色的底衬给以衬托，并在展览版面上写了揭露和批判性的标题和说明。”调查报告还附上我们用这种手法处理的一组版面照片，以兹证明。报告这样如实地反映我们陈列的情况，这就说明了丁某指责我们把王明错误言论像毛主席语录一样标在图片丛中，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四，关于丁某指责我们在展览中为某些领导评功摆好的事，调查报告这样写道：“展览中出现邓小平材料和照片的问题，一处是在‘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革命大好形势’部分中，为揭露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的错误，在展出的《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这件错误路线的材料中，有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内容。’ 另一处是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部分中，曾出现一张聂荣臻、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等的合影。以上两件材料已于2 月15 日撤除。”关于叶剑英的问题，是“在巴西会议的说明中，最后写了‘叶剑英在这一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指叶剑英在得悉张国焘意图以武力危害中央的阴谋后，立即报告了毛主席这件事。”对于这三件事，调查报告均附了展览版面的照片。
　　最后，这份调查报告还提到：“该馆领导同志谈，这个展览原拟内部展出到1976 年10 月，以纪念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40 周年。在当前形势下，是否还继续内部展出他们拿不定主意，希望领导给予指示。”
　　侯颖、程振声将这个报告送交国务院后，3 月6 日贾鲁峰、吴庆彤批示：“呈锡联同志阅批。”月7 日陈锡联在将报告转送华国锋时，在报告上这样写道：“国锋同志：此件是否送政治局传阅，请酌。军事博物馆，已于2 月23 日停止开放，保护现场，留待中央同志去看，历史博物馆如何处理，请国锋同志决定。”月8 日，华国锋批示：“似可暂停《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展览》 内部展出。请春桥同志核批。’，张春桥在他的名宇处画了个圈，表示已阅或者同意华国锋的意见。3 月9 日，侯颖、程振声即将中央领导批示及报告送交王冶秋和杨振亚阅。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革命历史博物馆很快就停止了红军长征展览的展出。中央领导批的是“暂停”展出，实际上就是关闭。全馆上下对此都感到十分惋惜和遗憾。但当时人们的思想是很复杂和微妙的。我们除感到惋惜和遗憾外，对于侯颖、程振声能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中央只是批“暂停”展出，并没有批评我们有什么错误，而使诬告我们的人没有得逞，又感到欣慰和庆幸。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1975 年举办纪念红军长征展览所经历的场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