篝火文叢注：本文文字摘自西陸論壇，但摘處未有作者；從萬方數據學術刊網站查閱，有赵稀方先生發表于《开放时代》2001年05期的同名文章，從內容看應為同一篇文章。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概括第三世界文学的特征时认为，由于"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它们唯一可选择的反映必然是民族主义的，因而文学的叙述方式只能是"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式的１。这一说法受到了艾捷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的质疑，他提出一个例外的情形：当资本主义关系在殖民地区成为一种"内在的构成性力量"时，必然会出现利比多经验的个性化，"随之而来的是个体体验作为一种孤独的、异化的实体，不能与任何的集体性发生真实的、有机的联系。"这种"现代性"文本就不是杰姆逊所谓"民族寓言"式的，而"具有资本主义时代第一世界的特征"2 。这篇题为《杰姆逊的他者修辞和民族寓言》的文章从几个方面对于杰逊姆的反诘颇为有力，以致于有中国论者发出感慨："杰姆逊的这篇文章在九十年代初已有中译本，在中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相当多的学者是把它当作后殖民主义的经典来阅读和介绍的。在这种背景下，读一读阿赫默德这篇文章会是很有启发的，同样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提出像阿赫默德那样义正辞严的诘问，相反却对之趋之若骛呢？" 3
其实，我们只要关注到香港文学这样一个中国文学的特殊文本，那么自然而然会对"民族寓言"说产生疑问。香港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关系成为"内在的构成性力量"的殖民地区，但香港的历史表明：当阿赫默德说个人利比多经验抽象化的"现代性"文本显示了非"民族寓言"的性质时，他只说出了问题的一个次要方面，而且并不准确，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在强大的殖民主义统治教化之下，殖民地主体难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发出的声音也已经与殖民者的话语混淆不清，从而构不成"民族寓言"。
杰姆逊引用了葛兰西的"臣属"（subalternity）的概念来说明殖民地与第一世界的二元对立关系，以为这种对立所导致的"文化革命"是理解第三世界的文学"民族寓言"性质的语境。但"臣属"是否必然导致"文化革命"？被殖民者能否表述自己？这些都还是问题。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Spivak）曾反问"被压迫者（subaltern）能说话吗？"，在以此为题的文章中，她通过考察印度妇女殉夫的历史而得出结论：在白人种族和父权制的权力之下，妇女本人的声音是根本无法听到的。弗朗兹·法农（Frants Fanon）早在《黑皮肤，白面具》就有了被殖民者在殖民文化中失去声音的焦虑。霍米巴巴（Homi Bhabha）则在对法农的分析中，提出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混合性与暧昧性的问题，指出被殖民者无法离开殖民者的语言而建立自己的身份。殖民地的文化关系及文学性质，显然并不像杰姆逊说的那么简单。本文试图通过对于香港的殖民性的分析，显示殖民地文学的复杂性，建立香港文学的后殖民视野。
（一）
历史的湮没是一切殖民地的共同遭遇。美洲是英国人发现的"新大陆"，所谓"新大陆"之"新"只是相对于英国人而言的，此前这片土地及其文化就已存在，但在英国和西方人的知识中，美洲的历史是在他们"发现"之后才开始的。香港的遭遇也一样，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人无力表述自己，他们的历史是由殖民者予以规定的。叙事的力量不可低估，它是帝国主义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萨义德（Echward W. Said）在《文化帝国主义·导言》中曾指出："帝国主义发动战事，自然主要是为了争夺土地，但是一旦关系到谁拥有某片土地，谁有权在上面居住和干活，谁建设了它，谁赢得了它，谁策划了它的未来--这些问题无不在叙事中反映出来，在叙事中展开争论，甚至曾一度在叙事中见分晓。……叙事产生权力，叙事还可以杜绝其他叙事的形成和出现。这对于文化和帝国主义非常重要，而且构成二者之间的一种主要联系。"４香港自开埠以后，"书写"历史的权力不言而喻地一直掌握在西人手中。早在1895年，就有E. J. Eitel撰写的 Europe in China这样厚厚一大本香港史的出现，其后出现了不少的西人撰写的香港史，如G.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G.R. Sayer, Hong Kong1862-1919:the Years of Discretion； Hennessy James, Pope, Half-Crown Clony, A Historical Profile of Hong Kong； Endacott, G.B.,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 1841-1962； Endacott, G.B., A History of Hong Kong等等，香港史作者中港人的名字很晚才出现，而海峡两岸对于香港史的研究撰写的高潮是在九九年香港回归前后，这已经是另外一种文化权力的运作了。在稽察上述西文香港史的过程中，我曾纳闷这些著作为何一直未译成中文，与此相关，在香港文学研究领域，这些材料从未得到过运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在谈到东方学著作对于东方的歪曲时说，"我们没有必要寻找描述东方的语言与东方本身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因为这一语言不准确，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想做到准确。 "原因在于它本身是"面向欧洲的，而且只面向欧洲。"５这段话让我有所醒悟，香港是英国的领地，香港史的撰写是英国的事业，是给西方人看的，在他们看来这显然是与汉语无关的事情。如此，当我们看到在这些史书基本上只是一种殖民史的时候，就不会太惊讶了。这些书的体例大体一致，都是从英国发现香港开始的（包括对于英中贸易历史的追溯），其后的章节均以叙述港督的政迹为主，章节也是由历届港督的名字构成。"Europe in China"这一题目非常简洁地指明了香港的处境：这是中国疆域内的欧洲。
西人对于香港的概观，我们可以从这部书的如下一段话中有所认识：
香港从来不是亚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政治或社会组织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它的名字从来就不为中国的地志学家和政治家所知，是西方人给予了它在东方历史中的命名。它位于中华帝国遥远的东南端，与英国在非洲、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遥相呼应，组成了英--中自然的太平洋驿站。香港从来不是天然地属于亚洲或欧洲，它是命中注定要成为二者的桥梁。６
这一套"知识"是怎样叙述鸦片战争及英占香港的呢？为求全面，我们姑且离开史书，察看一下英国人创办的香港早期报刊。《遐迩贯珍》是香港最早的中文期刊（1853），为英国伦敦传教会所属的英华书院所办，主编初为麦都思。它的第一号有一篇题为《香港纪略》的文章，对于鸦片战争及英占香港有概括性的描述。文章写道：林则徐"不分良歹"地将贩卖鸦片者及与鸦片无关的商人关押起来，导致维多利亚女王"赫然大怒，即兴师旅，盖欲雪此恨，而杜将来之患也。"文章认为："英国初意非为土地，只为本国之民照常贸易，免受平空之欺藐而已。后因所愿不遂，致起兵衅，我（英）国不得已而计取行师军饷之费，另一小岛。"鸦片战争只是英国为了不受"平空之欺"而采取的"不得已"行为，占据香港的过程在此只简化为四个字"另一小岛"。
在上述历史叙事中，是西方人的命名使香港这个不为人知的洪荒蒙昧的小岛进入了历史之中，是英国人的占领给它带来了自由和繁荣。它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甚至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上帝注定的西方进入东方的驿点。这就是在西方"他者"（the others）的眼光中的香港形象，它大体展示殖民者所生产出来的关于香港的知识谱系的面貌。正如萨义德所言，我们不必要在此辩析真伪，建构香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本文的原意。在辨析殖民文化的权力真相的同时，我们必须谨慎避免陷入殖民时代前的状态，不应当返回那个遗世独立的海岛去寻找香港的"本质 "。它的"本质"只能存在于中英混合的现代历史实践中。弗朗兹·法农曾谴责那些抛开外国文化而追寻民族文化的本质的人，因为"这些人忘记了思想形式及其依赖的养料乃至现代信息技术，语言和服饰等已经辩证地重组了人民的心智。"７西方生产出这样一种关于香港的知识并不奇怪，它验证了福柯关于权力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领域的理论。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在西人建构关于香港的知识过程中，港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的文化认同如何？
遗憾的是，从香港开埠后的百年岁月里，一直没有出现本土港人关于自己历史的知识建构。应当提的是王韬，他在香港创办了第一份华人报纸《循环日报》。但王韬并不是港人，他在香港仅仅是为了避难。他的思想意识形成于大陆，关注点也始终在大陆，正如在他在"自传"中所说"呜呼！老民虽流徙遐裔，僻处菰芦，而眷怀家国，未尝一日忘。"８王韬在《循环日报》上所发表的大量政论都是针对于大陆的，对于香港他并没有多少关注。殖民者的知识与权力的垄断，造成了了香港本土意识的漫长空白，这是十分可怕的。近年新发现了一部晚清时代港人有关香港的杂著，这多少成为了一个弥补。这本名为《香港杂记》的书，写于光绪二十年（1894），作者陈鏸勋，他就学供职均在香港，属地道港人。研究者对这部书期待甚高，但读完之后不少人却失望而返。这本书虽然记述非常简略，但其中流露的"港人心态"却是明显的。书中没有流露出任何与港英殖民当局的对立意识，人们所想象的殖民当局对于本土港人的"压抑"也并不存在。与西文版的香港史一样，书中对于几届港督每每称颂不止。随手列举如下：
"罗制军之在港，实心实力，为国为民。"
"十二月，罗便臣制军抵埠摄政后，整顿商务，不遣余力，撙节用而复爱人，他日后泽深恩，必将次第举行者矣。"
"……麦都宪体贴民情有如此者。"
"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坚利德港宪卸任。居民念其政，因思其人；思其人，因铸其像于公家花园，如羊叔子岘山之碑，以志永矢弗谖云。"９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大陆近年由权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书《十九世纪的香港》对于上述港督的述评。所谓"罗制军"即第五任港督罗便臣，历史上引起公愤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条例就是在他的任内制定的。所谓"麦都宪"即第六任港督麦当奴，坚利德即第七任港督坚尼地，这部史书对他们有如下评述："特别是在第六任港督麦当奴，歧视、压制华人无所不用其极。第七任港督坚尼地基本上沿袭麦当奴的对华政策。在他们的倡导下，种族主义在香港空前猖獗，华人不得在欧人区居住，甚至不得与欧人同时进入香港大会堂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经常遭受各种侮辱。"10
本文不打算站在"反英抗暴"的"中国叙事"的立场纠正《香港杂记》的记述，"中国叙事"不过是另一套不同的知识或权力。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民族主义的立场实际上是在重复殖民者的逻辑，这是笔者竭力加以避免的。但《香港杂记》对于"中国叙事"中所提到的极为明显的种族歧视的史实视而不见，应该说没有显示出港人的特定立场。书中所表述的完全是殖民者的逻辑，与西人所建构的香港知识如出一辙。可作出佐证的一个细节是，书中大量引用了他的英国朋友沙拔的记述，作者在"自序"中特予感谢："至其中要义，则本英人沙君拔平日所记者撮译居多，用志弗谖，使阅者无忘沙君之意可也。"作为一个本土港人，作者与殖民者的叙事毫无二致，甚至引以为权威，这说明港人被禁锢在体制的知识之内。确如斯皮瓦克所言，他们无法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还只能重复着主人的话，没有自己的语言。
港人的这种心态，系由港英当局的长期教化塑造而成。英国殖民当局历来重视淡化港人的民族记忆，培养当地人对于英国"祖家"的归顺意识及其西方文化认同。早在1853年，英国政府指派的教育委员会对于学校就有如下指令："如果任何学生的家长反对孩子阅读《圣经》，教师应该解释该书传授的知识带来的巨大好处，并且使他们知道，基督教不是外来宗教，并非起源于英国，而是起源于东方，它遍及全世界，是我们共同的圣父--上帝赐于的。"11 西方宗教转而置换原住民的中国传统信仰，连祖先也须被"圣父"强加取代，这就是殖民者的逻辑。压抑原住民的语言，以殖民者的语言取而代之，这是殖民者弱化当地民族意识的一个通用手段。在香港，通行于社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中文只是次等语言。港英当局树立英语的威权向来不余遗力。1895年，港英政府规定，新设立的学校，如果不以英语为教学媒介，便不能获得政府补助。1901年，港英教育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对本世纪的教育政策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将教育对象集中于少数高等华人，因为"为少数上层社会华人提供全面的教育，较普及一般华人教育更见成效。"二是推行英文教育，"以英语作为学习媒介，吸收西方知识……若由于华人接受英语教育，从而对帝国产生好感，那么，英国在这方面所得利益，将使政府在教育上的经费支出显得渺小。"12 这种教育是有成效的，其结果便是鲁迅在《再谈香港》一文中所说的"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的局面。13
我们自然不会忘记二十年代后期港督金文泰提倡整理国故的演讲，是否港英当局忽然改变了同化政策呢？非也！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二十年代中期的省港大罢工，给英国带来了沉重的损失。英国政府特地委任深谙中文的金文泰为港督，意图通过提倡中国传统文化来抵御中国现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思潮。一位论者深刻地指出：此时传统中国文化在香港负上了一个新的政治任务，港英当局利用原居民的文化传统来对抗年青一代国家主义意识的增长，从而保障英国人的殖民统治。13 弗朗兹·法农在《地球上不幸的人们》一书中曾分析过发生在非洲的殖民者与土族文化之间的奇妙关系，当被殖民者发展出一种新的"战斗的文学"时，"殖民主义专家不认识这些新的形式，转而求教于本土社会的传统。于是殖民主义者反而成了土著风格的护卫者。"14 从后来香港的"中文教育委员会"（负责审查中小学中国语文和历史课本）的一份审查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港英当局的文化政策。这份报告批评了中国现代新兴的民族国家思潮："满清时期，在外族的统治下，中国人是不爱国的。此外，由于缺乏政治教育和热忱，他们就像'一盘散沙。'中华民国成立后，政治家为了寻求国家统一，便诉诸人民的爱国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及种族主义思想。"这份报告申诉了他们所要培养的目标：
过去，中国的中文教育只会培育出一些无知而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从教育的角度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更不应在香港推行。在这里，中国学生在熟习自己的语文、文学和历史后，应该更进一步，以这些知识作基础，对东西方思想和语文进行比较研究。透过这种研究，香港的学童才能够成为现代的中国人，既能自觉于自己的文化，同时又能够有一种开明、平衡而国际化的世界观。15
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汉人，而且其后面还有一个广大的中国的存在，在香港回避中国文化实不可能，港英当局于是转而割裂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倡一种不含民族主义成份的"现代的"、"国际化"的世界观，这是港英当局在现代民族国家思潮面前的新的反映和对策。
（二）
文学是一个民族焦虑的表征，但不可思议的是，香港文学竟然对于殖民地的境遇毫不敏感。据大陆学者袁良骏先生的钩索，香港新文学的起点已由1928年" 香港新文坛第一燕"《伴侣》杂志提前至1924年的《英华青年》。《英华青年》上甚至有描写大陆"五·四"运动和蔡锷讨袁战争的小说，但对于香港本埠殖民的殖民性却并无反映，相反，倒有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小说《女青年》。《伴侣》杂志及其之后陆续出现的《铁马》、《岛上》、《红豆》等刊物，构成了香港新文学的初期。据考察，这段时期的小说作品的一个特征是反映下层社会和爱情婚姻题材的居多，而鲜有涉外题材的小说。例外的情况是侣伦的小说，侣伦是香港新文学前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是洋人，情节常常发生于华洋之间。但奇怪的是，这种题材在小说中只构成一种"异国情调"的背景。作者致力于编造叶灵凤式的爱情故事，至于这华洋杂处的现实之下所隐含的殖民性问题，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16
觉悟者多是外人，但在香港，他们的声音也受到压抑。1927年鲁迅南下香港发表演说，其中对港英政府倡导中国"国粹"的用心曾有所揭示，"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新生呢，不过是利用！"17 结果不能为港英当局所容，邀请鲁迅的团体受到质问，讲演稿又不允许登报，经过交涉"是削去和窜改了许多"。1941年许地山曾写过一篇有关香港历史的文章，尽管他已经"力求稳妥，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侵略军'等一类字句"18 ，但发表在3月29日的《时报周刊》上时，其中讲述割让香港的部分还是被删去了。鲁迅、许地山的遭遇让我们了解了香港文学之所以哑喑无声的原因。对于鲁迅、许地山而言，问题只是"不能说"，而长期的"不能说"已经使香港文学变得根本想不到要说，这也许才是真正的殖民意识。
意识不到并不等于没有，幸而有了感觉力和表现力都堪称一流的张爱玲，她在1938-1942旅居香港读书，并在回国后以小说形式写下了她的感受，如此我们才能得以窥见二十世纪上半期香港殖民地面貌的一斑。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香港半山区梁太太的豪华住宅的建筑主体是西方"流线型"的，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外面又支美国的"白石圆柱"。香港的学生服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为的是取悦于欧美人。小说中的"园会"是对于英国的模仿，然而"香港社会处处模仿英国习惯，然而总喜欢画蛇添足，弄得全失本来面目。"半山区的生活看起来很热闹，但说到底很可怜，简直就是一群中国女性在等待洋人的垂青。父亲是英国爵士的乔琪先后勾引调弄梁太太、薇龙及家中的使女睇睇、睨儿--也就是说她们家的全部女性，而她们都在为羸得其好感而得意，并各自勾心斗角。乔琪最后终于答应与薇龙订婚，这使她很感动。小说的结尾写薇龙与乔其在阴历三十夜逛湾仔，迎面碰见一群喝醉酒的外国水兵，他们把薇龙误当成了街上的妓女。"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做什么人呢？'薇龙道：'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一只手管住轮盘，一只手掩住她的嘴道：'你再胡说--' 薇龙笑着告饶道：'好了好了！我承认我说错了话。怎么没有分别呢？她们是迫不得已，我是自愿的！"这一结尾意味深长。后殖民理论一向以性别来指涉殖民地的权力关系，萨义德认为："在每一种情况下中东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被界定为一种性的关系。"在这里，侵略性的殖民者被化为男性，而被殖民者则是女性，对于殖民地的征服与对于女性的征服具有相同的意义。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薇龙这一大家的遭遇影射了殖民香港被玩弄、被蹂躏的处境。不同的是，在萨义德笔下， "中东当然会产生反抗，正如任何少女都会反抗"19，而象征着香港的女性却是主动的，并为此而兴奋，尽管她很清楚自己是在卖身。张爱玲对于香港的建筑、摆设、人物的穿着、生活方式及人物命运的描写，入木三分地穿透了香港的殖民性，寓言般地象征了殖民地香港的处境。
叶维廉曾大力彰扬了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干将昆南对于殖民性的反抗。昆南在《地的门》对于殖民性的自觉的确难能可贵，但反讽的是，在后殖民理论看来这一小说文本的构成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殖民性。梁秉钧对于《地的门》有如下概括："小说有着胡尔芙式诗意的独立，有仿似杜柏斯而不同其语气的新闻剪接，有加谬的西西弗斯神话，最后跳舞的一场或许还有搜索一代和愤怒的年青人的影子。"这还没有说到开头，《地的门》的开头模仿的是《尤利西斯》的神话结构，小说开头列出了中国古代《山海经》等经籍中记载的后羿射日的传说，然后令人瞠目结舌地留下了九页空白，象征着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关于小说主旨，梁秉钧认为作品"想借这些西方的价值观来反叛香港社会上当时比较实利的价值观。" 20《地的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效仿达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有论者对此很不以为然21。本文不打算对这篇小说作艺术评判，我感兴趣的是它的"现代性"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含义。
后殖民理论较之于从前的反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意识到了西方殖民霸权的新形式，即西方意识形态以一种客观普遍的知识话语的面目出现，以知识或权力的形式继续维持它对于殖民地及第三世界的控制。这种控制较之于从前更具威力，它使得政治上已经独立的殖民地在文化上依然对西方俯首贴耳。后殖民理论致力于颠覆最具影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它指出这一模式不过是出自于欧洲立场的历史建构，不能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反对殖民主义的先驱，理应得到后殖民理论的认同，但马克思主义以生产方式叙事反对资本主义，不自觉地将资本主义秩序永久化了，故而也受到了后殖民理论的质疑。现代主义是文学上的一种典型的西方叙事。它本是欧洲历史上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学叙事形式，但这种历史叙事却被普遍化了，成为了一种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现代"高级"文学形式，引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文人置自己的历史于不顾，而竞相追随先进，一味效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昆南《地之门》中的所谓"创新"不过是对于西方现代形式的一味效仿，而中国的远古神话却必须纳入西方的叙事结构中才能产生意义，这里的西方价值中心的取向是非常明显的。昆南反对西方殖民性，但其实又堕入了另一种殖民性之中。
意识流小说《酒徒》是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名篇，被称为香港严肃文学的经典，一向为海峡两岸学界所推崇。但自后殖民的角度观察，这篇小说也隐含了不少未被发现的问题。这里只提出小说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酒徒》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是西方现代著名作家（艺术家）名字的大量反复地出现。香港社会之所以堕落，一个重要表现是因为"书店很多，没有人知道福克纳的《我在等死》与《喧哗与愤激》。没有人知道康拉艾根的《忧郁与航程》。没有人知道卡夫卡。没有人知道朱尔斯·罗曼。没有人知道吴尔芙。没有人知道普鲁斯特。……"香港"作家"（带引号的）之所以低俗，主要特征之一是就是因为不知道这些西方作家（艺术家）的名字，"有代表们连杰克·伦敦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作为本港中国作家的代表就不能对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詹姆士·乔也斯一无所知"，"如果连毕加索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过的话，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文化档次很高，其中一个证明就是能够列出这大量的响当当的名字，并加以评论，小说中的这种列举评述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引出。主人公后来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显示了他对于香港未来的恐惧，他恐惧的是什么呢？
《优力栖斯》变成禁书《往事追迹录》变成禁书《魔山》变成禁书《老人与海》变成禁书《喧哗与愤激》变成禁书《地粮》变成禁书《奥兰多》变成禁书《大亨小传》变成禁书《美国》变成禁书《士绅们》变成禁书《黑死病》变成禁书《儿子与情人们》变成禁书《堡垒》变成禁书《蜂窝》变成禁书……
没有人可以在谈话中提到乔也斯普鲁斯特汤玛斯曼海明威福克纳纪德浮琴妮亚吴尔芙费滋哲罗帕索斯西蒙地波芙亚加谬劳伦斯卡夫卡韦丝特…… 22
实在不必再引用下去了，西方作家的名字在此已经构成了一种威权的象征，沉重地压在殖民地及第三世界的头上，让人艰于呼吸。西方作为一种价值主体，已经牢不可破地主宰了殖民地香港的文化，它成为了当地一心向往唯恐失去的理想。杰克·伦敦、詹姆士·乔也斯这些作家的名字固然应该知道，但小说的反复强调却显示了一种心理偏执。东方人不知道西方著名作家的名字就显得浅薄，不能为作者所容忍，那么能否设想问一问西方人是否知道东方著名作家的名字。阿尔及尼亚的希努亚·阿契贝面对于普遍性与西方性的混同，就曾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些普遍论者是否曾经尝试过类似的游戏，把一部美国小说，比如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或者厄普代克（Updike）小说中的人物和地点，换上非洲的人名和地名，看看结果会怎样？当然，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永远不会怀疑自己的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普遍性。实际上，西方作者的作品总是自动拥有普遍性。只有他者，才须经过艰苦的努力，为自己的作品赢得这顶桂冠。"23 阿贝契所批评的西方批评家的种族偏见，很不幸被香港作者自我指认了。西方的特定历史文化在他们眼里已经被竖立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知识标准。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萨义德《东方主义》中的一段话："没有人会想象出'西方学'（Occidentalism）这样一个与之相对应的领域。这就一下子就显露出人们对东方学的态度的特殊性，甚至是怪异性。"24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现代东方又积极参预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东方主义在东方学人那里得到了日复一日的巩固。他所举的例子是当代阿拉伯文化受到欧美模式的主导，已经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东方，本地学者推动了西方思潮的侵入，"它注定要充当的是一种'现代化'的角色，这意味着它会为那些大部分从美国接受而来的有关现代化、进步和文化的观念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且赋于它们以权威。这一倾向在社会科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25《酒徒》对于西方价值的自觉不自觉的供奉，显示了香港的自我殖民化的心理状态。小说主人公的一句话一语道破了天机，"如果来世可以做一个欧洲人或美洲人的话，我一定以毕生的精力从事严肃的文学工作。"据资料显示，九十年代初香港英籍人士中大多数都非洋人，而是本地港人，这不已经做了"欧洲人"了吗？
刘以鬯的《酒徒》与昆南的《地的门》，是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最杰出的作品，然而外表上的"资本主义时代所谓第一世界特征"其实并未能掩盖住其内在的殖民性。
香港的文学格局比较独特，严肃文学处于边缘，占据主流的是通俗文学。对于香港通俗文学，似应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概念分析它的商品性，而与殖民性无多大关联。其实并不竟然，香港通俗文学中殖民性的蛛丝马迹并不少，而且还往往与所谓的"现代性"相伴相生。这里我们以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为例略作分析。
旧派武侠小说常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联，征讨异族、反清复明，这是武侠小说的常见内容，金庸的小说在此方面可以说有较大的改观。在《天龙八部》中，作者通过主人公乔峰的遭遇，提出了民族之别能否代替是非之别的疑问。到了《鹿鼎记》，作者已经在明确地破除汉族中心主义。书中康熙说的一段话，常为人所引用：
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现在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朱皇帝的统治下，日子会比今日好些吗？
小说通过对于明朝郑家的腐败及康熙当政的清明的描写，已经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国内学者很赞赏金庸对于狭隘民族主义精神的突破，将其视为"现代精神" 的一个突出方面 26。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固然不错，但换一个角度却会看到不同的东西，"现代性"的另一面是"殖民性"。香港学者林凌瀚对《鹿鼎记》中康熙所说的这段话另有一番见解，大陆学者读了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
简言之，既然鞑子皇帝比汉人更懂得勤政爱民，有什么理由要把他推翻？此便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正值《鹿鼎记》写作时期）香港经济起飞、教育日趋普及，再加上经过天星小轮加价暴动、六七年'反英抗暴'等一连串骚乱后港英（尤其七一年麦浩理上任以还）大力推行社会福利，使香港迈入了现代时期，从而培养出香港人对港英的归属感等诸般情况，有着隐约的呼应的关系。……我们最后才瞥见隐匿在满清里面的港英殖民者的影子。27
港英政府其实长期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清洗港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培养"开明、平衡而国际化的世界观"（见上文所引香港的"中文教育委员会"的审查报告），现在看来已经有了效果。金庸小说的这一"突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不值得惊奇。将金庸小说放在香港特定的殖民地语境中观看，是很容易发现这一点的。林凌瀚先生还专门提醒我们，应该将金庸的这一思想与他在六七年暴动中支持港英政府，与左派论战的情形联系起来看。
備注：
1 Fridric Jameson , "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 Social Text 15（Fall 86）。中译参见陈清侨等译，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月日12月第1版。
2 Aijaz Ahmad , "Jameson's Rhetoric of Oht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 , Social Text 17（Spring 87）。中译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总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3 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总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另注：杰姆逊此文的译出并非在90年代初，早1989年张京媛就译出了此文，刊载于该年《当代电影》第6期上，名为《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4《萨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Echward W. Said，Orient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中译参见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
6 E.J. Eitel, Europe in China，first published by Kelly and Walsh, Limited, and Luzac and Company, 1895.
7 Frants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Inc 1968.
8 王韬《弢园老民自传》，《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版。
9 陈勋《香港杂记·外二种》（莫世祥 校注），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0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
11 Lobscheid ,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余绳武，刘存宽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8月第1版。
12 周毅之《香港的文化》，新华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13 鲁迅《再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
14 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15 Frants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Grove Pr.Inc 1968.
16 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17 卢玮銮在对侣论小说的"异国情调"有过专门分析，见《侣论早期小说初探》，收录于黄继持等主编《追迹香港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18 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19 王宏志《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20 Echward W. Said，Orient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9.. 中译参见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
21 梁秉钧《香港小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香港第1版。
22 袁良骏先生即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无标点、留空白，都是一些以意为之的'花架子'，无助于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对西方现代派的刻意模仿也只能说明作者还尚未成熟。"《香港小说史》，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
23 《刘以鬯实验小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4年9月第1版。
24 希努亚·阿契贝《殖民主义批评》，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总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
25 Echward W. Said，Orient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9. 中译参见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
26 Echward W. Said，Orient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79.
27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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