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11日发表于《绿橄榄》杂志

　　《绿橄榄》杂志注：格瓦拉少校这篇专门写给乌拉圭《前进》周刊的文章，论及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新人培养的问题，我们的读者对阅读与研究这篇文章一定很感兴趣。

乌拉圭蒙得维的亚，林空街５５７号《前进》周刊卡洛斯﹒基哈诺尊敬的同志：

　　这篇文章，我是在旅行非洲期间写成的，目的是要履行我的诺言，虽然履行的时间晚了些。我打算照文章的标题来谈。我想这对乌拉圭读者来说，是有意义的。

　　常常听到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举出一个论据来对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斗争，这个论据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制度以及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特点就是为了国家而否定个人。我不打算单纯从理论上批驳这一理论，我只想确定一下古巴所正经历的事实，再加上一些一般性的议论。我要扼要地谈一下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后革命斗争的历史。
　　如众周知，以１９５９年１月１日为最高峰的革命行动，它开始的准确日子，是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６日，由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一批人在这一天的拂晓，袭击了奥边特省的“蒙卡达”兵营。这次袭击失败了，失败又变成为灾难，幸存者被关到了监狱里，他们得到大赦之后，又重新开始了革命斗争。
　　这个过程只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在过程中，人是基本因素。靠的就是人，单独一个个的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人，而任何的成败，就取决于人的行动能力。
　　到了游击斗争阶段。这个斗争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中展开的：一个范围是人民，是仍有待于动员的，熟睡中的群众，另一个范围就是他们的先锋，即游击队，这是动员（人民）的动力，是革命意识与战斗热情的产生者，这支先锋队成了一种触媒剂，为胜利创造了必要的主观条件。同样地在这支先锋队中，在我们思想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范围内，在我们的习惯头脑发生的革命的范围内，人也是基本的因素。在革命力量中取得了某种高级地位的每一位马埃斯特腊山区战士，都有一整段杰出行动的历史。他是靠这些行动而取得自己的地位的。

第一个英雄的时代

　　那是第一个英雄的时代，当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担负责任更重，危险更大的职责，唯一得到的补偿就是义务的履行。在我们的革命教育工作中，我们常常反复提到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题目。当时我们的战士们的行为隐约显露出了未来的人的形象。
　　在我们的历史的另一些场合，曾重复发生了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的事例。在十月危机期间或是在“弗洛拉”飓风的日子里，我们看到全体人民作出了罕见的勇敢牺牲的行动。找到办法来把这种英勇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永久固定下来，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基本任务之一。
　　１９５９年１月，成立了有爱国资产阶级数名成员参加的革命政府，起义军的存在，作为基本的实力因素，是政权的保证。
　　接着，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在１９５９年２月初步获得了解决，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任总理，统率了政府。到同年７月，当乌鲁蒂亚总统在群众压力下辞职的时候，上述过程大致到了最高峰。
　　到这时候，在古巴革命的历史中，就明明确确地出现了一个日后不断地一再出现的人物：群众。

充分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这个多方面的人物，并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批同属一个范畴（而且是被一个硬建立起来的制度拉平到同一范畴之中）的分子的总和，像一群驯服的羊们。的确，他们毫不动摇地追随自己的领导人，主要是追随菲德尔﹒卡斯特罗，但是他所取得的信任，其程度是与他充分代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相符合的，与他为了履行自己作的诺言而进行的真诚斗争相符合的。
　　群众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管理国营企业的艰巨工作；经历了吉隆滩英勇的斗争；在反对各种由中央情报局武装起来的匪帮的斗争中受到的锻炼；在十月危机中经历了当代最重大的一次关头，而且今天继续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工作。
　　从表面上看来，那批说什么个人被国家压倒的人们，也许似乎言之成理；理论所规定的任务，无论是经济方面的，文化方面的，国防方面的，体育方面的，群众都以无比的热情和纪律来执行。倡议一般来自菲德尔或是革命的最高司令员，然后向群众解释，由群众加以接受。另外一些时候，党和政府吸收一些局部的经验，通过同样的程度加以推广。
　　但是有时国家是会犯错误的。当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由于组成集体的每一个分子热情的减低，整个集体的热情也减低了，工作就停顿，一直缩小到举足轻重的程度；这就到了要纠正的时候了。１９６２年，由于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所强加于党的宗派主义政策，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菲德尔和群众之间的辩证统一

　　显然，光是有一套系统，是不足以保证一系列的明智措施的，还缺了一种组织得更加完善的同群众的联系。对这一点，我们在今后的年代中必须加以改善，但是，在来自政府上层的倡议方面，我们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几乎凭直觉的方法，探听对已提出的问题的反应。
　　在这方面做得到家的是菲德尔，只有亲眼看他怎样干，才能对他特殊的同人民打成一片的办法作出评价。在大规模的集会上，可以看到一种类似共振的现象，两个振幅彼此引起振动。菲德尔和群众在对话中发生振动，振动的力量越来越强，一直到最后发展到最高峰就以我们斗争与胜利的口号来猛然结束。
　　一个没有体会过革命经验的人，很难理解个人与群众之间的这种密切的辩证的统一，而作为许多个人的集合体的群众，又同领导人相联系。
　　在资本主义下，有时也可以看到这种现象，这是在出现了一些有动员人民的本领的政治家的时候，但是，除非这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性运动（如果这样，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就完全适当了），否则，运动的寿命也就同推动运动的人的寿命一样短，或者是只能维持到人民的幻想一样短，或者是只能维持到人民的幻想由于碰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严酷现实而幻灭的时候为止。在这样的社会里，人受到一种冷酷的安排所左右，这种安排通常是超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之外的。已经异化出来的个人，有一条看不到的济带把他同整个社会联结起来，这就是价值规律。这个规律对所有各方面的生活起作用，划定着各方面生活的道路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