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法已经在不同环境的历史里，应用于无数的情况中以达成不同的目标。最近，它被应用在数个人民解放战争上，当人民的先锋选择了非正规的武装斗争的道路，以期对抗拥有优越军事武力的敌人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对抗封建、新殖民，或者是殖民剥削的斗争以获得权力的尝试中，已经成了这些行动的舞台。至于在欧洲，游击队是用来作为本国或是同盟正规军的补充。
　　在美洲，游击战法已经被使用在好几个场合。一个适切的例子，我们有了萨迪诺（CesarAugustoSandino）的经验，对抗着投入到尼加拉瓜的塞哥维亚的美国远征军。而最近，我们有古巴的革命战争。从那之后的美洲，游击战争的问题就被这块大陆上的激进党人，不断地在理论的研讨中提起，想要找出到底它的实用性是否可行、便利。这已经成为了一场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论战主题。
　　这一篇文章会表达我们对游击战和其正确的实用性的看法。尤其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强调，这一斗争的形式，是达到终点的一个手段。那个终点，在任何革命之中都是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便是政治力量的斩获。所以在美洲不同国家的特定情势分析，在受到限制的方法之中，为了获得那个终点，我们必须使用游击战法的概念。
　　问题几乎是马上地就冒了出来：在拉丁美洲的所有地区中，游击战法是攫夺力量的唯一方程式吗？或者简单地说，它会成为许多已经使用在这场斗争的方法之一吗？最后我们会问：古巴的例子可以应用在现今的大陆情势上吗？于这场论战之中，那些想要实行游击战法的人们被批判是忘掉了群众的斗争，被告知游击战法和群众的斗争是相互矛盾的。我们拒绝这个暗示，因为游击战法本身就是一场人民的战争；没有人们的支持却想要实现这类型的战争，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先兆。游击队是人民的攻击先锋，居处在某个区域的特定地点上，全付武装的，并且愿意为可能的战略性终点发起一连串英勇的行动－－力量的攫取。游击队是由地区的以及整个领土上的农民和工人群众所支持的。一旦缺乏这种种的前提，游击战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认为古巴革命在现今的美洲情势中，对革命运动的定律作出了三个基本的贡献。首先，人民的力量可以赢得对抗军队的战争。第二，不需要总是等待有利于革命的所有条件到来；叛乱本身就可以创造它。第三，在低度发展的美洲区域中，武装斗争的战场主要应该是在乡野之中。
　　这些是有助于美洲革命斗争发展的贡献，而它们能够被应用到我们发展游击战法的大陆上的任何国家。
　　哈瓦那第二宣言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之中，两种环境结合起来：低度开发的工业，以及封建特征的农业体系。那就是之所以不论都市工人的生活条件是多么地艰困，都市的人口还是会生活在更恐怖的压迫和剥削处境。但是，透过一些很少的例外，它也组成了绝对多数的人，有时候甚至超过拉丁美洲百分之七十的人口。
　　不把那些通常住在城市里的大地主算在内，这广大的群众在农场上像奴役般地工作，赚取少得可怜的薪资以维持生计。或者他们在剥削的条件之下耕种土地，与中古时代的状况毫无二致。这样的环境在拉美，决定了穷苦的都市人口会是强大的蛰伏革命力量。
　　军队以传统战役的习惯组织并且装备起来。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权力得以维持下去的一支武力。当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农民根据在家中地形所打的非正规战役时，他们变成绝对地缺乏威力；为了击倒一位革命战士，他们要有十人躺下。当他们被一支隐形的和无敌的军队所困堵时，士气的低落迅速地传染每一个人，让他们没有机会展示他们军事学院所教的战术，没有办法压迫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当然，以及他们如此吹捧的夸耀花招。
　　小型战斗单位的初始斗争，是不断地受到新武力所滋养的；群众运动开始大胆了起来，老旧的命令一寸寸地被撕裂成千百块碎片，而这正是当劳动阶级与都市群众决定投入战事之际。从战斗的一开始，是甚么让那些单位变得如此无人能敌，丝毫不惧他们敌人的数目、力量，以及资源？答案是人民的支持，而他们可以倚赖这样一个持续扩张的群众的支持。
　　但由于刻意的被孤立和隔离，农民是一个需要劳动阶级的革命和政治领导人的阶级，一个需要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缺少了这些，它没办法单独地发起斗争，没办法达到胜利。
　　在现存的拉美历史条件下，国家的布尔乔亚无法再带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在我们的国家告诉我们，这个阶级－－甚至是当它的利益和美国佬的帝国主义相冲突时－－已经没有能力挑战帝国主义，被社会革命的恐惧瘫痪了，被受到剥削的群众的怒吼吓呆了。
　　为了补全之前所叙述的拉美革命宣言的本质的真知灼见，以下段落的哈瓦那第二宣言又提到：每个国家的主观条件，革命意识的、组织的、领导人的因素，都可以加速或者迟缓革命，视它们发展的现状而定。总有一天，在每个历史性的纪元中，当客观的条件成熟，意识获得了，组织成立了，领导人才站起来了，革命也就制造出来了。
　　不论这是和平地演化，亦或是在痛苦的努力之后来到世界，都不是倚赖革命份子；它倚赖的是旧社会的反动力量。革命，在历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协助新生命诞生的医生：除非必要，他不会使用钳子，但当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这是一件苦差事，一件将更美好生活的希望带给受到奴役和压迫的群众的苦差事。
　　在许多的拉丁美洲的国家中，革命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事实，不受到任何人的意志所决定。它是受到美洲人民所生存的骇人的剥削条件、群众的革命意?内，于某个他们判决是”合法”的架构中，继续地存活下去。我们正经历一个群众压力非常强大的时期，并且束缚了布尔乔亚的合法性，所以为了中止群众的冲力，它的发起者必须要违反它。
　　厚颜无耻地违反所有的立法，或者特别为统治阶级的行为所制定的法律，只会增加人民军队的紧绷情绪。所以寡头的独裁政权为了改变宪政，为了更压迫无产阶级而不作正面冲突，它们企图使用老旧的合法命令。仅管如此，在这一点，矛盾产生了。人民不再支持独裁政权所建立的强制性法案，并且试着捣毁它。我们不应该忘掉阶级的本质，权威的和限制的，布尔乔亚国家的典型。列宁用以下的说法提到：”国家是阶级对立的产物和宣告。国家是阶级的对立于客观上没办法妥协时所兴起的。相反地国家的存在，证明了阶级的对立是无法妥协的。”（《国家与革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允许”民主”一词被辩称地使用，而只为了代表剥削阶级的独裁，却失去它更深层的意义，却加入了授予人民某些自由的意义，不论它是好或是坏。只为了恢复某些程度的布尔乔亚合法性而斗争，却忘了考虑革命力量的问题，就等于是为了回到优势的社会阶级所建立的独裁秩序所斗争。易言之，这就等于只为囚犯的锁链换上了一个比较轻的铁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