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初稿。4月 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⑦，名义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通知稿进行修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而在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央通知稿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

　　4.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是“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在五六十年代反对党内所谓右倾倾向斗争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论战，使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增加了反修防修的紧迫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时党内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需要借助一种力量，证明这场“革命”的必要性。而这种力量必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能够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再也不能搞成“独立王国”；其次，熟悉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能够舞文弄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局面；再次，能够认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最后，要具有很大的能量，敢于同党内老干部“作斗争”，而其他中央领导要么支持，要么无力反对。在与苏共公开论战中，陈伯达、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凭借其对党内政策的阐释和撰写批判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中一些年轻的“理论家”，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崭露头角。而由于“左”倾批判文章受到压制，他们对中央一线领导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⑧加上他们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时间较长，善于察言观色。由于以上原因，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时，这些人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被赋予“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向所谓“旧”文化部门开战。

　　二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决定停止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外，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其他人都无权过问它的工作。在运动初期，党中央的职能机关几乎全被撤销，毛泽东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驾驭全局。它的设置，初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准备，严重打乱了中央正常的领导秩序。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又影响了文革小组的命运。与此发展进程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为中央文革小组初创阶段，它充当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参谋秘书机构。

　　说初创，是因为：第一，小组成立伊始，没有人特别重视。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因此，它没有办公机构，反映情况靠《光明日报》的内部简报。第二，小组成立之初，对怎样开展运动没有提出措施。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指导运动发展，各中央机构还在发挥一定程度作用。但到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这样，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

　　作为参谋秘书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斗争大批老干部。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它的挑动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陈伯达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由于对小组的现状不满意，就开始抓小组建设。她首先抓了机构建设，成立办公室。她还找人和总政商量，调100名团以上政工干部筹办《快报》。这就是文革记者站的前身。这些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向毛泽东和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其次，江青还抓了制度建设，建立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这时刘少奇主持的怀仁堂会议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逐渐由中央文革小组解决。

　　此时的中央文革小组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组织很不健全，地位也不稳定，它在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时常遭到中央一线领导乃至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展，又难以令毛泽东满意。问题的关键是中央一线领导还在发挥作用，毛泽东决心对“文化大革命”再作发动，并赋予中央文革更大的权力。

　　第二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党的各级组织（野战军中的除外）相继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



Copyright © 1996-2006 goohoo.net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edeC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