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在他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法问题，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

　　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展的转折点，这表现在：第一，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分别参加各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而他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中央一线领导。林彪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第二，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⑩。第三，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一线领导逐渐“靠边站”，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些人则扶摇直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林彪列为第二名，并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全会不久，江青成为中央文革代理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这些措施不仅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决定的执行，而且大大加强了文革小组的权力。全会闭幕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被文革小组掌握，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由于职能的扩大和地位的上升，文革小组从有关单位调来一些人充实机构。在小组内部，江青一人当家，作为组长的陈伯达要听命于她。

　　这次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而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首先，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其次，11月，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革小组的权力随之延伸到基层。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更加倚重文革小组。1966年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的。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参加者都是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想法，并和大家举杯同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11)。凡此种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夺权带来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的混乱局面，导致社会上出现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潮流。1966年12月份，在北京大中学校出现猛烈抨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标语，提出“踢开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口号，结果触怒了中央文革一些人。他们下令逮捕写大字报、大标语的人，以此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容置疑的权威。

　　第三阶段，从1967年初到年底，中央文革小组相继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首先，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前往上海策划夺权。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上海党政大权落入由张春桥等操纵的“造反派”手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去贺电，肯定上海夺权。这是第一次把中央下属的一个机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文，使之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

　　其次，中央文革小组在夺权的浪潮下，打倒一大批党的老干部，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捏造罪名，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将他突然打倒，陶铸分管的文教口包括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各大新闻单位由文革小组分管，中央书记处彻底停止了工作。毛泽东不久指出：“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他原来有这个意思，这时等于肯定了既成事实。但文革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做法，毛泽东不是十分满意。他指出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2月初，他批评打倒陶铸这件事“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要求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失势。

　　再次，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制造“二月逆流”，打倒其他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由于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文革小组并对“文化大革命”置疑的态度严重不满，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在 1967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等人进行批判。林彪、江青等借机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并诬蔑这场正义抗争是“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代替。

　　与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变化相联系，它的组织机构也得到充实，其办公室改成办事组并有所健全，还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充实了记者站。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并不满足。他们打着“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的旗号，公然向周恩来夺权。江青当面指责周恩来：“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12)他们散布“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3)等论调，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务院。他们还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妄图染指中央的军事权和外交权。1967年7月22日，江青发表讲话表示赞成“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底，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红旗》杂志社论过程中，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7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鼓动造反派“动一动”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并支持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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