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极左思潮，毫无收敛，令毛泽东实在难以容忍。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第四阶段，1968年初到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筹备党的九大，进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权力达到顶峰。同时，文革小组仅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他们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其命运走到了尽头。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任免地方领导干部的大权。因为在此前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均以党、政、军和中央文革联名批准。为进一步全面掌握中央权力， 1968年3月下旬，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阴谋夺取空军大权”，宣布撤销三人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取代杨成武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并通过进一步打击叶剑英等军委领导，控制了军队的权力。

　　在这个阶段，中央文革小组逐步成为九大的筹备机构。早在1967年秋，毛泽东便就九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这年11月，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出一份通报，发向全国。其主要内容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14)。这些内容实际成为准备九大的指导思想，也表达了文革小组企图通过合法形式安排人员、夺取更大权力的目的。

　　在扫除各种后患、羽翼渐丰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花更大精力准备九大的工作。首先是政治报告的起草。1969年初，毛泽东把起草报告的工作交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由于相互间矛盾，陈伯达抛开其他二人，自己组织人员写了一个稿子。但是陈伯达没有按时完成，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

　　其次是党章的修改。毛泽东把起草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上海方面。1967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提出修改党章的方案。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同时，康生在北京组织一批人突击研究党纲党章问题，对九大党章内容提出具体设想。

　　第三，筹备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1968年10月举行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为九大定下政治基调；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结论，为九大作了政治和组织准备；称赞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5)，为小组成员进入新一届中央制造舆论。

　　第四，控制九大代表的选举。八届十二中全会规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16)，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的民主选举原则。因此，许多九大代表不是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共同决定，或由上级部门指定。文革小组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成为九大代表，而许多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剥夺了代表权。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左侧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新文革”成员，毛泽东右侧是周恩来等“旧政府”成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十分积极，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分别到各组进行“辅导”和“帮助”。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暗中争夺，都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塞入中央委员会，为把持中央领导机构作准备。在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的帮派亲信大量充塞其中。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据了政治局的半壁江山。会议没有再设立中央书记处。这样，通过筹备九大，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合法化，还拼命把自己的成员安排进中央领导层。

　　三

　　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虽然全会后也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是次数极少。1969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的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还有拟保留中央文革的内容，毛泽东也批示“原则同意”(17)。但是，文革小组终究没有保留下来。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它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想法有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措施之一，它也基本上贯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意图。“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年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毛泽东在1967年7月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他还几次说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被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又讲过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九大问题。到1968年9月，各地的夺权全部结束，地方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18)。从 1969年开始，特别是党的九大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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