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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文章作者:沈传宝 发布时间:2007-10-25 字体: [ ]


  中央文革小组是靠打倒老干部起家的,这些极端分子在制造“天下大乱”、浑水摸鱼方面能量很大,而收拾混乱局面,发展经济和实现“天下大治”就要靠周恩来等人。而且,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随着权力上升,内部矛盾越来越多。继续存在下去只能是无休止的斗争。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19)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党的九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20),大会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21)。与此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毛泽东希望恢复党的组织,依靠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等机构进行工作。1967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供征求意见用)》等文件中,就有恢复党组织的内容。在九大党章修改过程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党章草案中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审阅时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22),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1969年3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大会准备工作时又说,报告上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23)。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逐渐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完成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任务。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也进入最高领导机构。这样,毛泽东整党建党的思想,以及把各项工作纳入正轨的愿望有了新的组织保障。因此,九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九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行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第三,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毛泽东试图对江青等人的权力加以约束。九大前,毛泽东就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部长的来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几次提出“不准江青进入政治局”(24)。江青等人不听劝阻,拼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中央的重大活动还是周恩来主持。江青不甘心自己的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九大一结束,她就要把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还要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而毛泽东看到文件后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认为不妥。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令他们失去一个重要阵地。江青后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毛泽东指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25)。对于这伙人,毛泽东直到逝世也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由于对自身处境不如意,不甘寂寞的江青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议论他们的各种阴谋,继续兴风作浪,加上因造反起家、在九大上进入中央的王洪文,逐渐结成“四人帮”,发展自己的势力,攫取更多的权力。

  中央文革小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是以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弊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的存在及其恶劣行径违反了党章,损害党的威信,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和恶劣影响。这是“文化大革命”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也是我们应该深入总结和认真汲取的。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②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④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

  ⑤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06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406页。

  ⑦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组长为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刘志坚,顾问康生,由于陈伯达、康生在杭州开会,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工作实际上由江青主持。

  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⑨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1页。

  ⑩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75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 1462页。

  (12)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13)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第29页。

  (14)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636~637页。

  (15)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第221页。

  (16)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1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第307、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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