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对于三性，胡锦涛同志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我们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以科学的观点看待宗教，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和认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对相当一部分群众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怎么看”看清楚了，“怎么办”也就明确了，“怎么办” 就是我们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15年来，基本方针由三句话发展为现在的四句话。
    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说：“在宗教问题上，我要讲三句话：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此后9年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我们反复讲的就是这三句话。2002年，十六大报告变成了四句话。十六大我参加了，大家讨论时提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对于在扩大开放形势下抵御渗透非常重要，于是，就加了这一句。
    2006年，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明确地说，这四句话，“就是党的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二年，“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在十七大报告中得到了强调。不但如此，还写进了党章。
    南方周末：您曾经说过，中国宗教工作有两大基石，一个是理论的建树，一个是法制的建设。三年前，温总理签发了《宗教事务条例》。有人却认为这是一部限制宗教自由的条例，对此您如何评价？
    叶小文：化解宗教和社会主义的难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点为指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作指导，需要必要的法律法规来规范，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法制建设是宗教工作的基石之一。1991年，中共中央在6号文件中提出“要加快宗教立法工作”，于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报送了《关于宗教立法体系和“八五”期间宗教立法项目的设想》。这些年来，除了制定宗教法的设想外，其他均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落实。2004年，我们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背景之下，制定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关于宗教事务的综合性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这个条例是限制宗教自由的条例，攻击我们的立法目的是限制而非保障。
    但这不符合事实！
    此条例的立法目的，首先是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非限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江苏无锡灵山大佛是1995年建成的，那时候，我刚当宗教局长。当时，也没有一个规矩，没法可依，大家都想建大佛，越建越多，越建越大，就很难依法办事，佛教信徒也很有意见。我琢磨了几个月，就跟江苏说，既然已经建成了，我得管，先请省政府提出意见，报国家宗教局批准。结果，省政府同意了，我也就批准了。你们可能不知道，在灵山大佛建成的同时，辽宁也搞了一个玉佛，没有报批，所以，到现在这个玉佛也没有合法化。我去无锡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们也别得意，我得送你们“四个懂”：懂政策，懂佛教，懂管理，懂经营。他们严格按照《宗教事务条例》等法规、政策管理，修好了寺庙，成立了管委会。而且工程不断完善，从一期搞到二期搞到三期，三期的灵山梵宫，2008年用来承办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现在，他们搞成了佛教新的圣地，搞成了精品。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按照《宗教事务条例》依法管理，也就包括依法的保护。只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的宗教事业就可以健康发展。绝不是西方那些人所说的，《宗教事务条例》就是给宗教信仰自由套绳子，上枷锁。这个例子还可以说明，我们共产党人，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是真诚的，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也会给世界留下震撼人心的精品。
    我们制定《宗教事务条例》的第二个目的是维护事关宗教事务的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的管理。强调依法管理，也是约束我们自己，增加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减少宗教事务管理的随意性。
    谈到管理，我们必须说清楚的是，我们管理的是宗教事务，不是宗教，不是宗教信仰。我第一次去美国，在洛杉矶海关被美国人拦住了：“你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单位，你这个单位是假的，你有移民倾向，请你回去。”我跟他说，我们负责的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哪里需要修教堂，涉及到公共利益，我们就去协调，去管理，去帮助他们。那个美国人似懂非懂地说，噢，你是做这个事的，OK！
    我们叫国家宗教事务局，常常被大家简称为国家宗教局，其实，“事务”两个字减不得，因为我们管理的是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宗教事务”。
    我总结过两个管理宗教事务的定律：我们管理的强度和涉及宗教观念的深度成反比，和涉及公共利益的深度成正比。这里所说的公共利益，指的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定律怎么理解呢，举个例子。一般来说，宗教信徒念什么经、讲什么经，事涉人家深度的宗教观念，我们是不去管的。但我去新疆听人讲《古兰经》，里面有个词“吉哈德”，通常翻译成“圣战”，有的阿訇说，“圣战就是向黑大爷宣战”，“黑大爷”是俄文中的词，相当于“中国”。能让他这么讲么？严重违反了公共利益，危害国家安全。我得管住他的嘴，可是我又不是阿訇，他这么理解经文，我怎么办？我就去找中国伊协的会长陈广元大阿訇，他找了一批著名的讲经权威阿訇，编写了《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告诉大家“吉哈德”就是和自己内心邪恶的欲望作斗争，而不是去向别人“宣战”。卧尔兹就是解经，那么有人问了，解经，不是管到人家的宗教观念了么，为何要管？这是特例，涉及公共利益了。
    为了公共利益，我们还根据《宗教事务条例》，制定了部门规章，比如说，我们根据《宗教事务条例》中关于活佛转世的原则性规定，制定和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2007年9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西方有人问，“你们要干嘛”。我们依法管理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为了防止作弊，为了保证其纯洁性、神圣性和有效性，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一套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从清朝以来，信教群众一直强烈要求国家确认和保护这套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使藏传佛教得以健康、顺利地传承下去。北京雍和宫里有座碑，上面刻着《喇嘛说》，就把这件事交代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应群众的要求制定和颁布《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就是对藏传佛教的依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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