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将来达赖死了要管?”当然要管,国家宗教事务局要管,中央政府要管,规规矩矩按照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看湖,秘访,遗物辨认,然后选出三个候选灵 童,报中央政府批准,金瓶掣签。依照这些法规条文,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央政府在达赖转世问题上的主导权,把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法律化,而 不再是传统和习俗问题。

中日两国宗教界人士在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遇难者名单墙”前,
以宗教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祈祷世界和平 图/泱波
直面宗教热点问题
南方周末:西藏问题是怎么成为问题的?您如何评价“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2007年秋天,美国国会授予达赖“国会金奖”,西方媒体对此作了广泛报道,您对此有何评论?
叶小文:西藏问题,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有人要把它搞成问题。西藏问题本质上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惦记西藏问题,对此,我们要“杜洋人之觊觎,制达赖之外附”。
为什么这样说,四条理由:第一,西藏基本上全民族信仰藏传佛教,在历史上达赖是精神权威,也是世俗统治的权威;第二,达赖外逃,控制着流亡政府和追随其流 亡在外的十多万藏族同胞;第三,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支持达赖,达赖则挟洋自重;第四,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达赖集团的斗争,实质不是什么信教不信教的问题, 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稳定西藏还是搞乱西藏的问题,是维护统一还是分裂祖国,是捍卫国家主权尊严,还是勾结外国敌对势力插手中国内政的问题。“宗教的、 种族的西藏论”,是达赖分裂集团和美国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论基础。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连续向国会提交“西藏政策报告”,声称“美国西藏政策的 基本目标,就是促使中国政府与达赖谈判”,使西藏实现“真正的自治”。理论来源如出一辙。这个理论的发明者戈尔斯坦在《雪狮与龙——中国、西藏和达赖喇 嘛》的书中,提出“宗教的种族的西藏论”,就是说,我们不搞西藏独立了,我们是要“保存一个语言、文化、人口结构都具有强烈的藏族特点的藏人的家园”,美 国一个前助理国务卿认为,这就“提供了西藏危机的最简明而实用的结论”。
1998年,我和戈尔斯坦直接交锋过一次。他教育我说,你们在西藏文明的延续性上存在问题。我说,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性,我们认为,这种延 续性要和现代文明的进程相适应,要和整个藏民族的发展、进步、团结、幸福相适应。达赖统治时期,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5岁,现在是69岁。什么是文明延 续?西藏文明的延续,只有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保存,而不是打着保留民族特点、保护宗教文明的旗号,让一个民族衰落下去,让藏族回到全民皆 僧侣的所谓佛教圣地的落后里去,回到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去,回到农奴制度的野蛮中间去,成为供人欣赏的展品和玩物吧?
美国国会授予达赖什么金奖,我认为是一场闹剧,达赖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流亡者,唱的是分裂中国的戏,叫嚣的是“西藏独立”的戏。他自己没有 几斤重,就从洋人那里讨一个奖章,为自己增加分量。这个闹剧里,他是“唱”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些吹捧起哄的角色,这些人出于分裂中国的目的支持达赖集 团。热心此道的人,大概是基督徒吧。《圣经》是他们的经典。我倒是愿意用《圣经》的话送他们:你要人怎样对待自己,你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人。
南方周末:中国与梵蒂冈的冲突和交锋近年来为何屡屡发生?2007年6月底,梵蒂冈不顾中方反对,执意以教皇名义发表对华牧函,您对此有何评价?中国天主教的出路何在?
叶小文:我 们和梵蒂冈的冲突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早在中国解放之际,他们就煽动中国教徒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让教徒在党与教之间进行选择,“有教无党,有 党无教”。1983年,罗马教皇希望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接触。三年后,双方开始多次接触。梵蒂冈知道,我们虽然愿意改善双边关系,但是在独立自主自办、自选 自圣主教问题上一定会坚持原则。2000年,他们不顾我们的反对,在我们的国庆节,搞了个“封圣”,将那些当年被农民处决的传教士,全部封为“圣人”,这 些“圣人”中,有的放荡无耻,有的劣迹斑斑。200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世,教皇葬礼我们表示可以派人去,但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答应了。结 果是梵蒂冈允许陈水扁参加,据说是因为新教皇没有主事,无人能决策。等到新教皇登基,我们表示可以再派人去,条件仍然是台湾“政要”不能去。梵蒂冈又答应 了。我们正准备出发,他们又宣布,台湾“内政部长”带着一个团的人去了。你看,这个梵蒂冈说话算数不算数?
梵蒂冈对我们使用两手,其用意大概有三点,第一是想给它延续两千年的“圣统制”打一针强心剂。天主教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有严密的教阶制和中央集权组织的宗 教。如果中国的教会也归其领导,自然说明“圣统制”继续保持权威。他们希望重新掌控中国天主教会的管理权,主教由他们任命,从而否定我们独立自主自办天主 教会。现在,古巴的归他管,越南的归他管,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不听他的。
第二,把打开中国的大门,视为传播天主教的“新千年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
第三,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梵蒂冈仇恨社会主义。当时,他们希望继续充当反共的急先锋,捞取政治资本,挽救他们日益边缘化的“世界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