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至于2007年6月底的那个牧函，虽然表示要撤销过去对中国教会的一些指令，取消给地下主教的所有特权，和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看上去教廷的姿态有一定的积极性，但是总体上是消极的，某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正如一位长期关注中国天主教的教会观察家在谈到牧函时表示，“牧函的发表，表明教宗走上了和北京对抗的道路”。牧函在中国教会内部制造新的分裂和混乱，挑动中国天主教徒绝对地和教皇站在一起，逼迫他们再次在党和教之间做选择。更危险的是，牧函公开否定爱国会、否定主教团、否定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上任教皇表示，教廷和中国天主教徒之间“具有宗教性质的纽带，不能损害中华民族的团结，哪怕损害只是微乎其微；也不能以任何形式削弱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比较之下，新教皇后退了。
    宗教与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就像种子和土地、阳光、雨露的关系。中国天主教的出路，在于正确处理国家、社会、文化的关系。服从国家，国家就会善待你；适应社会，社会就会宽容你；融入文化，文化就会接纳你。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政治、经济和教务的独立自主，而非教义教规另搞一套。去年逝世的傅铁山主教说，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同世界各国天主教会是一致的，同属一个信仰，同行一个洗礼，中国的主教、教父、教友与世界各地的神长教友一样为教宗祈祷。中梵关系的现状是历史造成的，坚持自主自办原则是民族的最高利益。梵蒂冈承认台湾伪政权，实际上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惟一合法政府。如果有人要绕开政府私自和梵蒂冈联系，看起来是从宗教感情出发，其实是头脑中缺乏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国家观念的表现。
    南方周末：您先后出版了《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叶小文答问实录》、《化对抗为对话》，读者都是美国人，背景都是中美宗教之争。请问，中美宗教之争到底争什么？为什么而争？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叶小文：中美关系这几年，在多个方面朝着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方向发展，惟有在宗教问题上，越绷越紧，宗教问题竟然成为“全面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障碍。
    美国借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美国不断地打宗教牌向中国施压，是出于美国对华关系实施“接触＋遏制”策略的需要。美国有些人把迅速发展的中国当作现实的“利益攸关者”，但也是潜在的“文明冲突者”，因此不断在经贸、民主、自由、人权、民族、宗教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以宗教问题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实质上宗教化的国家。由于宗教的全球化，基督教的普世性，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崛起，宗教问题的地位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明显提升，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
    其实，中美宗教方面的一定合作也存在可能性。例如，宗教方面的反恐，反对打着宗教旗号的恐怖主义，是我们两国间的利益共同点。
    南方周末：您说过，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告诉您，邓小平曾经这样回答他的询问：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OK；外国传教士，NO。结合当今时代的现实，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中蕴含的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如何回应宗教外交、文化交流等不可回避的时代命题？
    叶小文：我认为，邓小平的回答中，蕴涵着两条原则：一个是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一个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这两条原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被同时写进了宪法，既保证了中国基督教健康顺利的发展，也保证了中国基督教信仰者和世界基督教信仰者的和谐相处。
    世界正在快速全球化，中国已成为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使得中国与那些有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和人民的交往，正变得日益频繁，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这是文化交流和宗教外交的必然趋势。我们对文化的交流是持欢迎态度的，我们的回答是OK。我们鼓励我国宗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在世界各种思想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我们既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有吸收世界基督教文明中有益成分的宽阔胸怀。
    但我们必须看到，基督教进入中国，不止于文化的交流，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利用，国际敌对势力打着“传福音”的旗号，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以此分化、西化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动摇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另一个原因是传教的热情，基督教主张一神论，唯我独尊，坚持普世论，认为自己是全人类可以信仰的真正宗教，因而负有传教的使命。对于前者，我们的回答是NO，对于后者，我们的回答也是NO，但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们反对《剑桥晚清中国史》中所说的传教士们“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的企图。
    在宗教文化交流中，我们必须警惕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境外利用宗教对我们进行的渗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在一些国家，基督教的渗透已成为国家行为，有统一的指挥。它们利用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的机会，借助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掩护，以及中国社会价值观多样化的趋势，参照韩国在东南亚文化圈中扩大基督教势力的成功范例，到处渗透。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渗透到我们的精神信仰中、文化需求中、民族心理中。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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