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不要搞“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能乱建庙宇，乱塑佛像。某个市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大佛了，隔壁的市非要再建一个大佛，还托海外的关系绕着来找我。我实在没有办法，就跟他说，一个不大的地区，这儿站着一个佛，那里又站着一个佛，到了晚上，夜深人静了，他们两个吵架怎么办？所以，我们非常严格地审批，来禁止滥建乱建。我们不要去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服务。
    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是赵朴老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年的4月20日，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逝世。据说，他们的逝世，常使宗教界人士感叹“圣人不再”，进而联想到宗教人才不能满足宗教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您对此有何评价？
    叶小文：赵朴老和傅铁山主教，分别是佛教和天主教的杰出领袖。我和他们是忘年交。他们在世时，经常谈到年轻宗教人才的培养教育问题。我曾在五台山讲过一段话，今天的大陆，虽然寺塔耸立，宝刹庄严，但比起事业的需要，缺乏的是人才。你看祖国宝岛台湾，就出了几个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法师。有的法师去香港红磡体育馆给上万人讲经说法，而且还是卖票的。讲的不好，谁买票去听？我们期望当代中国大陆出一批像太虚法师、弘一法师那样的高僧，走向世界，展示“大中国有佛”的风采。
    不单单是佛教，五大宗教都存在人才问题。拿发展中国家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情况作比较，南美有“解放神学”，非洲有“黑人神学”，菲律宾有“草根神学”，中国有个什么神学呢？不知道！我们的年青一代神学家要起来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教会管理上，都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在神学思想上也是西方教会的附庸，如今，通过反帝爱国运动走上独立自主自办，中国基督教、天主教成了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这个成就确实值得我们自豪。可是，中国基督教、天主教会如果长期没有形成与政治、经济、独立地位相称的神学思想，是不是一个很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呢？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人才的培养是关键。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要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要加大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宗教教职人员队伍。我们去年发布了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6号，公布了《宗教院校设立办法》。我们要办好宗教院校，培养人才。
    南方周末：最后问您一个个人问题，您是主管国家宗教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事务之繁，头绪之杂，可以想见。但您却亲笔撰写了五六本专著。请问，您是如何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写下这么多著作的？
    叶小文：我从1995年5月15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现在叫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13年。我很幸运，能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亲历党中央国务院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重要进程，能有机会和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陈广元等杰出的宗教领袖亲密接触，和无私奉献的宗教工作干部们一同工作一同钻研，是我能够写出这些专著的前提和基础。在江苏，我曾听一个镇长跟我说起他的座右铭。他说，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白天要“走、干、讲”，晚上要“读、写、想”。“走”，就是到基层去，到老百姓中去；“干”，就是干活；“讲”，就是把我们的主张和政策说给大家听；“读、写、想”，就是既要读书学习，又要动笔、动脑。我作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当然有忙不完的宗教事务，白天也需要马不停蹄“走干讲”，但是“宗教无小事”，哪一件重要的事务不需要理论思维、不需要政治考量、不渗透文化内涵呢？没有办法，逼着我晚上不能不挤时间来“读、写、想”。
    因为“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这些年我陆续出版了一些著作：《多视角看社会问题》；《从心开始的脚步》；《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化对抗为对话——叶小文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代表团会谈实录》；《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叶小文答问实录》以及《宗教七日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耶鲁大学的时候，送了一批书，《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也被选上了。
    尽管“走、干、讲”，难免“走”的有弯路，“干”的有错事，“讲”的有废话；尽管“读写想”，难免“读”而不通其理，“写”而不得其要，“想”而不得其解，但我相信，只要孜孜以求于怎么看，锲而不舍于怎么办，津津乐道于“走、干、讲”，念兹在兹于“读、写、想”，只要心无旁骛，意无杂念，就能以勤补拙。

(责任编辑李红平网络编辑肖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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