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纪念《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

　　中国历代中央政府赐封、任用西藏各地各教派政教首领的重要举措，被一些人误解或者歪曲为宗教行为，而忽视或者回避其行使政治权力的主要职能；鼓噪“西藏独立”者，则借以欺蒙视听，大售其奸。事实毕竟是事实，不容曲解，更不容篡改。藏传佛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多种名目的教派及其分支。这些派别的出现，确有佛教的传承先后、门第流派、释义说理不尽相同等因素。但是，一个教派的兴衰甚至存亡，受制于不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影响；教派林立，实为各势力集团据地而治、各自为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现实在宗教界的反映。各个教派无不寻求并依靠一定的政治势力，无不寻求与地方割据势力协调共存。西藏历史上各教派之间频仍不断的矛盾和斗争，本质上是不同政治势力、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角逐，反映出各地方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利之争。诸教派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巩固统治地位，纷纷建立各自的传承系统，以利于种种特权沿袭相承，是为活佛转世制度形成的社会动因。政权和神权紧密结合，僧俗贵族联合专政，这就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鉴于这些特殊情况，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主要政教首领、各大活佛转世系统的封授或者任用，无疑大都带有授权守土以安定一方的政治动机。历朝皇帝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关系，虽有一定的宗教联系，但这种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是政治隶属关系。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各大转世活佛，名号是中央政府封的，地位是中央政府立的，金瓶掣签的规矩是中央政府定的，特殊情况下唯经中央政府批准方可免予掣签，最终认定权、批准权仍秉执于中央政府，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着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无不表达出国家意志，无不体现着国家主权。历史上，一些人惯于把这种关系说成“供施关系”或“檀越关系”，如果仅仅作为佛家惯用语，倒也不妨姑妄听之，但如果借以否定国家主权，实在是犯了佛家“我执”、“妄语”之大忌！

　　三、藏族人民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

　　“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是《十七条协议》中规定的首要原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方一样进入那段灾难深重的岁月。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以后，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农奴主阶级同农奴阶级的矛盾转化为西藏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反帝爱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也是西藏民族的必然选择。藏族人民与中国其他各族人民之间形成的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从此进入新的阶段。藏族人民倾心内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主义传统从此得到了充分展现。
　　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西藏爱国僧俗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同外国侵略势力豢养的少数亲帝卖国分子之间，展开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帝国主义妄图肢解中国、攫取西藏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着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西藏人民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西藏反帝爱国进步力量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藏族人民久已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并担负着维护祖国统一与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情感和道义。在一首历史久远的藏族民歌中，贴切地形容藏族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关系像茶、盐、酥油融合而成的酥油茶一样，相互交融，缺了谁都不行，谁也离不开谁。正因为如此，中国各兄弟民族人民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整体民族利益，每当遇到外侮之时，必然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乾隆末年，清朝派由汉族、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与甘青等地藏族组成的大军开进西藏，同当地人民一道，击败了廓尔喀人的侵略，增强了西藏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感情和热爱祖国的观念。鸦片战争期间，藏族子弟兵到东南沿海抗英前线奋勇杀敌，所向披靡。抗日战争时期西藏驻京总代表贡觉仲尼鼓舞抗战将士时援引的西藏民间两个寓意深刻的俗语，则形象地道出了藏族人民的民族观：“一个是说‘中国各民族是五个兄弟，汉族是大哥，有人打大哥，小弟是应该帮助大哥’。一个是说‘中国比如一个人，中原是头，其他是手脚，头有了病，手足也是不健康的’。”因此，在关乎祖国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抵御外侮、抗击列强或是反对民族分裂的浴血斗争中，无论是祖国西南边疆还是东部沿海，无论抗英还是抗日，无论是抗战疆场还是反分裂斗争前沿，藏族人民同祖国其他各族儿女同心同德，为捍卫主权、抵御外侮、保卫祖国疆土、反对民族分裂，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誓死用鲜血和生命抗击入侵者，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新中国建立以来，藏族人民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已是责无旁贷的主人翁。
　　帝国主义列强在瓜分中国的罪恶阴谋中早已觊觎西藏。自18世纪下半叶以后，英俄等国接踵而至，频频派遣披着各色外衣的间谍到西藏各地刺探情报，鸦片战争后，赤裸裸地对西藏大肆进行经济、政治、军事侵略。自20世纪初叶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为实现其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险恶目的，在公开掠夺、武装侵略失败之后，变换手法，竭力豢养英帝利益的代言人、培植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策划了所谓“西藏独立”的谎言和闹剧。各种历史资料充分证明，近代以来所有危及到中国主权的阴谋和事件，莫不与帝国主义势力从中作祟有关。与帝国主义势力针锋相对，藏族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始终锲而不舍。
　　1888年和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采取一致行动，共同领导抗英战争。西藏僧俗军民在隆吐山、在曲米辛果、在江孜宗山等地浴血奋战，英勇抗击灭绝人性的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用满腔鲜血和宝贵生命，铸就了一尊捍卫祖国的丰碑。 1904年英国侵略军进犯拉萨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东来避易，并号召藏族人民奋起抗击。但是，衰落腐败、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英帝一味妥协退让，压制和阻挠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伤害了西藏人民的爱国热情，也为帝国主义得以挑拨离间、培植亲帝势力提供了温床。
　　从民国初期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及至 1959年，帝国主义势力极尽造谣蛊惑、软硬兼施、颠倒黑白之能事，并嗾使亲英分裂分子兴风作浪，百般阻挠中国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竭力离间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西藏的反帝爱国力量为维系、促进、发展西藏地方与祖国、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了异常艰苦的努力，至少有数千人在这场殊死斗争中舍身求义，为捍卫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光荣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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