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基础--纪念《十七条协议》签订50周年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随着新民主主义力量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西藏地方政治舞台上两种势力、两种命运的斗争又拉开了新的序幕。有着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藏族人民，迸发出满腔爱国热情。为争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向西藏进军，甘青川滇等地的藏族各界人士义无反顾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劝和、带路、侦察、驮运的征途上，到处都有他们坚定而踊跃的身影。喜饶嘉措大师、格达活佛等是他们中的突出代表。西藏人民久受压抑的爱国主义思想迅速迸发出来，热切盼望早日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帕巴拉·格列朗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上层人士，是历史关头西藏地方反帝爱国进步力量的杰出典范。为了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爱国的立场上，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一切充分说明：西藏的和平解放是藏族人民之所想，是藏族人民之所盼，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十七条协议》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作为根本原则，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西藏人民呼唤社会制度的改革

　　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与反帝爱国和亲帝卖国斗争相交织的，主要是农奴阶级与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斗争，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社会进步力量与极力维护落后生产关系的守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曾经作为相对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了奴隶制度，而随着藏族社会的不断发展，它又逐渐蜕化成了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落后、腐朽、守旧的制度。
　　西藏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制度腐朽落后，官府、贵族和上层僧侣集团这三大封建领主、农奴主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残害，惨烈程度之甚，比中世纪的欧洲还要落后，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西藏与中世纪的欧洲虽有许多共同特点，但较之中世纪的欧洲，西藏的奴隶制残余更重──所有荒地、草场，更不用说耕地，都为领主所有；堆穷完全没有土地，没有完全人身自由，还要长年支差，与奴隶一年到头劳动没有区别；朗生、次约明显地带有奴隶的痕迹，其人身依附关系更严格，比差巴、堆穷的社会处境更悲惨；农奴主可以任意指定年轻漂亮的女农奴做性奴隶，其野蛮程度远远超过中世纪欧洲封建领主对新婚女农奴所拥有的初夜权。然而，在欧洲已被革除数百年之久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直到20世纪中叶仍不甘退出历史舞台。
　　腐朽的封建农奴制度，使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残酷的经济剥削和阶级压迫，造成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迫使农奴不得不采取形式多样的反抗斗争。消极怠工、请愿、控告、抗差、抗债、逃亡、武装反抗之类的事件此伏彼起，摇撼着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基础。西藏劳动人民久已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向往改善生存条件，获得基本人权；许多上中层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那个时期西藏人民的强烈呼唤，也是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出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人们当时所盼所想所为的，大都是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进行极其有限的改良。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的“新政”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新政”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开荒造地，调整羊毛购销政策，选派贵族子弟到英国学习先进技术，改编藏军，创建造币厂、邮局、银行，调改币制，改革部分征税制度，调整官制等等。虽然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新政”对于促使西藏社会向前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即便是很有限的改良措施，也触动了农奴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利益，导致三大领主之间关系更趋恶化，达赖喇嘛与噶伦间的关系也变得日趋紧张。阴险的英国以为有机可乘，鼓动少数亲英军官建立秘密组织，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达赖喇嘛，夺取西藏地方政权。达赖喇嘛得到密报，果断挫败了这起政变阴谋。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一时失去了表面上维持稳定局面的纽带，各派政治力量、各路有识之士纷纷登上政治舞台，其中既有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上中层贵族、高级僧侣；既有改良派，也有革命党。他们思想活跃，主张变革，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争论西藏未来的走向，力图改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推动西藏社会的发展，使西藏跟上时代的步伐。帝国主义势力与西藏的反动守旧势力相勾结，联合扼杀了探索改良道路的进步力量，其中的重大事件主要有龙夏事件、西藏革命党案等。
　　改革是时代的要求，是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回顾西藏社会所走过的探索改革之路，各种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和平解放之后，在不废除旧制度的情况下的种种改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放社会生产力、解决西藏社会的发展问题，这表明改良道路在西藏是根本行不通的。西藏的社会制度必须走改革之路。《十七条协议》中将改革作为主要原则之一，表达了西藏人民的共同心声，明确规定了西藏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最初几年，在封建农奴制度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为社会发展继续努力斗争。噶厦于1952年正式成立了“改革局”。尽管该局曾制定将官府所属各宗谿由私人管理改为由官府直接管理、减少各宗谿官员因公外出所支派乌拉差役的数额、减轻百姓积欠官府的债务等7条措施，但没过多久，“改革局”与其说是在进行改革，还不如说是在阻碍改革，甚至走向了反对改革的道路。1954年初，噶厦向所辖各地下发《关于根据〈协议〉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布告》，客观地说其中有些内容是好的，但没有能得到很好贯彻。藏族人士占94%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自1956年春正式成立后，根据《十七条协议》精神，围绕改革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其中，1957年12月通过的《关于免去西藏各族人民参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学员的人役税的决议》，是一个具有法规效力的重要文献，在西藏的历史上，对于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打开了一个缺口，是解放西藏农奴和奴隶的一个实际宣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西藏的反动农奴主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企图以武装抵抗来抵制人民群众的改革社会制度的要求，叫嚷“不要六年不改，而是要永远不改”，最终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他们，自己做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掘墓人。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6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



Copyright © 1996-2006 goohoo.net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DedeCMS